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生活的面貌，也构成了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源。2021年11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新科技革命与政治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新科技革命对国家形态与国家能力、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关系等政治学重大议题的深刻影响，基层治理、城市治理等国家治理实践中新技术的运行机制与价值，以及新科技革命与人类文明前景等展开了研讨。这些思考既是对政治学研究的推进，也是对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尤其对基础理论的创新提出了现实的要求。
信息政治学：理解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新视角
孟天广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迈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科技驱动着人类社会的快速数字化转型。新兴科技的快速迭代和快速渗透，引起全社会快速地信息化和数字化。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又恰逢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制度、体制和机制的现代化。
科技革命驱动政治文明发展
科技革命驱动着生产力质的飞跃，由此驱动着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英国为社会试验场，形成了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准科层制组织，相应的政府组织形式亦成为世界性的早期治理现代化模板。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新的动力系统，驱动专业化分工和流水线式生产模式的形成，促使巨型科层制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的组织形式，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成为全球政府组织的主流形式。以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促进了服务型经济和电子政务的产生，以无间隙政府、新公共管理等政府改革为标志对传统科层制组织形式进行了自我调适。
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塑造了工业社会的政府形态，我国在此期间始终居于“追赶”和“学习”状态；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则表现出强烈的“中国印记”。我国积极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变迁进程，率先探索适应于数字与智能技术的治理模式，这促使我国在数字政府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随着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整个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大尺度、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浪潮。“大尺度”意味着这种数字化转型是全球范围的数字化，而不是个别区域的数字化。“深层次”反映了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组织方式、运行机理和价值体系有革命性影响，而非仅仅影响表层现象，譬如数字与智能技术已经在深刻地变革着人们的社交、交易方式，甚至重构着人们与政府互动的方式。
信息政治学的理论视角
以数据驱动和数字化治理为核心特征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成为近年来全球政府治理改革的核心议题，由此产生了大量新生政治现象，迫切需要新概念、新理论来理解、解释这一革命性变革。
从政治学视角来看，信息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一个治理难题。庞大的国家如何解决上下级之间的信息问题，国家与社会如何有效实现信息交换问题等，都是经典的国家治理难题。作为一种新兴理论视角，信息政治学为理解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以及国家治理过程中信息生产、信息汲取、信息扩散、信息处理乃至信息使用的原则与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概言之，信息政治学关心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国家内部的信息问题。这源于现代政府普遍依据韦伯式官僚制来组织，委托代理关系成为国家内部组织构成的基本模型，由此产生大量信息问题，如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碎片化以及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等。此外，国家内部信息问题还涉及信息处理问题，如政府如何从有限信息中发现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律等。
二是国家与社会进行信息交换的问题，涉及包容性制度和公共空间建设两个维度。现代国家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因此国家有效地感知、吸纳和回应社会偏好、社会诉求的能力至关重要。构建包容性制度旨在提高国家理解社会的能力，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畅通信息，构建国家—社会信息传输和交换体系，提升国家的信息汲取能力。此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机制还涉及如何加总、筛选社会偏好的问题，如谁的偏好或者哪些偏好应该排在优先位置，如何最有效地识别、加总和筛选公共需求，使其进入政治议程。
数字时代的国家信息能力
国家治理的信息机制包括国家内部、国家—社会之间的信息汲取、信息共享、信息交换和信息处理等关键议题。进入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信息机制在数字与智能技术的“赋能”作用下变得尤为重要，成为国家治理“新范式”的新生机制。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日益复杂多元，只有信息要素可以把多元主体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动态系统，依靠信息机制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社会内部的合作与协同。因此，信息就成为国家决策、政府感知社会、政府与社会沟通、政策评估、政治问责和政治传播的核心机制。因此，国家治理需要具备国家信息能力。
数字时代，国家信息能力源于新兴数字和智能技术“赋权社会”和“赋能政府”两种路径。一方面，以数据、信息、知识为代表的新兴社会资源一定程度上重塑着不同社会主体的行动模式，并对既有治理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作为社会治理的关键，数字技术对个人和组织发挥着显著的“赋权”功能。依靠数字技术，人们通过获得信息、参与表达和采取行动等行为方式实现自我增权。另一方面，“技术赋能”促使国家主动运用新兴技术构建全新治理模式以及新型“治理技术工具箱”，由此驱动着政府在组织体系、治理规则、治理能力和治理技术层面的革命性变革，数字政府呼之欲出。在两种路径的双向作用下，作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新形态，政府数字化转型旨在运用数字与智能技术，协同社会主体，通过重塑治理结构、优化政府职能、革新治理理念，以同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协同能力。
国家信息能力由信息汲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构成。信息汲取能力致力于解决信息稀缺难题。信息不对称的本质是信息稀缺，政府回应性低本质上是国家缺乏理解社会的“稀缺信息”。信息稀缺难题的破解在于构建信息汲取能力，如我国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了“自上而下”督察、巡视和“自下而上”群众路线、网络问政相结合的信息汲取机制，政府内部形成了垂直部署的政府信息化工程和横向整合的政府数据治理体系。
解决了信息稀缺难题，第二个难题就是信息过载问题。由于信息来源丰富、信息体量巨大、信息维度多元，且信息标准不统一，信息处理能力就变得极为重要。信息处理能力是国家与社会对海量数据进行标准化管理、聚合化处理和数据挖掘分析的能力，主要依赖于两种信息处理机制。一种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行政机制”，譬如很多地方政府建立的政府大数据中心、城市大脑等组织，依靠专业化人员以及专业化知识处理数据，更多采取中心化的数据治理体系，偏好利用标准化工具来“理解”数据所反映的社会经济运行状态和规律，但会产生个性化信息的“去噪化”处理。因此信息处理的行政机制在信息加总、信息吸纳、信息规制、信息监管等标准化治理场景中具有优势。第二种机制是正在蓬勃发展的“社群机制”，主要依靠社会协商、辩论、讨论和公共理性来处理多元复杂数据以增进国家对社会的理解以及社会协同能力。社群机制尽管效率较低，但具有重视“个性化”信息、激发社会活力、多中心协同、增进公共理性等特定优势，因此在信息筛选、偏好排序和信息反馈上具有重要价值。进入数字时代，当国家面临信息过载难题时，通过构建行政机制与社群机制“互补”提升国家信息能力成为必然趋势。
概言之，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变革可以被理解为“科技革命”和“制度革命”相碰撞而产生的一种演化。信息政治学成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国家能力和国家社会关系演变的独特理论视角。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数字革命中国家主权的建构
高奇琦
国家主权这一概念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的。西方思想家让·布丹、胡果·格劳秀斯、托马斯·霍布斯等人都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发。在主权理论的基础之上，近代民族国家更多以绝对主义王权的形式体现出来，并发展为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因此，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主权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内涵基本一致。现代化过程首先表现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权的概念就变得至关重要。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内外事务、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具有不可分割的特征。
全球化与地区化背景下的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概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在民族解放运动等背景之下大量民族国家的出现。与此同时，国家主权也面临着来自不同方向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全球化和地区化这两大背景之下。
第一，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集中体现在三次全球化浪潮之中。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出现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英国大规模地向外输出资本，美国也积极采取对外扩张的政策。德国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得到快速发展，积极寻求海外的殖民地，最后与英国迎头相撞。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一时期，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也反映了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新挑战。同时，在这一阶段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出现。一方面，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的影响加深。另一方面，在许多国家内部出现了诸多活跃的非政府组织。
第二，地区化也给国家主权带来了新的挑战。
欧共体和欧盟的出现和发展集中反映了地区化的新趋势。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形成地区性的超国家行为体，这本身就是对国家主权的挑战。例如，欧盟治理框架中的欧盟法律，在治理权限和架构上高于主权国家的法律，因此欧盟治理一度表现出极强的硬法治理特征。当然，英国脱欧等事件表明，欧盟的进一步发展趋势还有待观察。然而，欧盟近几十年的实践确实明显表现出地区性超国家行为体对传统国家主权的挑战。
数字革命对国家主权的解构效应
在全球化和地区化之外，目前对国家主权产生影响的第三大因素是数字化。数字化具有长时段的特征，既包含了信息革命的特征，也包含了智能革命的特征。因此，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宽谱系的概念。目前，数字革命对国家主权的解构效应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跨国数字平台对国家主权的侵蚀。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国际社会中的中小国家实践之中。绝大多数中小国家无法抗拒脸书、谷歌、推特、苹果等大型跨国数字平台的影响。这些国家要想融入未来智能社会的选择方案只有一种，就是接受这些跨国数字平台的霸权式影响。跨国数字平台正在进入绝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治理领域，同时绝大多数主权国家似乎又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限制。例如，在2021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正式通过《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性议价法案》，以限制脸书等互联网巨头在澳的市场份额。对此，脸书很快宣布下架全部有关澳大利亚的新闻，澳大利亚只能在几天之后宣布对上述法案进行改进。
第二，国内数字平台对本国数字能力的掌控。由于数字化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人才，而绝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政府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因此他们往往采用向国内或国际公司采购的方式来发展数字化设施。同时，出于国际竞争的需要，一些国家往往会在政策上倾向于支持本土的数字平台，将大量的资源导入这些数字平台，这就使得这些数字平台在掌控数字能力方面大大优于国家。
第三，私权区块链对国家主权的分割。目前，在比特币等私权数字货币的基础上，形成了私权区块链的架构。尽管诸多国家都对比特币等数字货币采取了监管政策，但依然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在2021年屡创新高，一度突破6万美元。这种私权区块链的发展基于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其去中心化的特征本身就是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同时，在比特币架构的基础之上日益活跃的暗网和黑市交易，使得一些跨国性的犯罪活动更容易摆脱主权国家的影响。另外，一些跨国数字平台也与私权区块链相互影响与合作，可能在整体上瓦解国家的经济主权。例如，发行货币是国家最基本的经济主权，然而在一些国家可能会被跨国公司和比特币系统所掌握。
第四，自媒体对国家舆论能力的影响。以往国家对舆论和意识形态的掌控往往通过官方媒体实现，但随着自媒体的兴起，每个个体都可能成为舆论的中心。一些重要舆情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往往会超出国家的舆论影响能力，表现出“涌现”的特征。在事件爆发之后，一些舆情的发展路线呈现出诸多新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国家对舆论的掌控影响能力。
国家数字主权的建构
面对挑战，许多国家并不甘心承受主权的流失，而是会通过重新动员，努力在数字领域建立新的主权，即国家数字主权。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国家数字本土主义的兴起。伴随着大型跨国数字平台在全世界影响的传播，一些国家开始强调数字本土主义，即强调数据和服务器的本地化，看重数据在未来的资产属性。如欧洲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就强调跨国平台要将相关的设施和数据进行本土化存储，反对这些要素的全球性流动。
第二，对国内大型数据平台采取反垄断措施。数字化需要某种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才能够大大提高数字化的效率，但规模效应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垄断化的倾向，可能会对中小数字企业产生不正当竞争的效果。因此，中国、美国、欧洲各国等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将公平竞争作为核心内容。
第三，对比特币等私权区块链加强监管。诸多国家近期都加强了对比特币的监管。出于对货币主权和碳中和等目标的考虑，一些国家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对本土的比特币挖矿企业进行严厉的限制，这使得比特币相关企业不得不转移到一些监管相对宽松的海岛国家（如马耳他）等。
第四，对自媒体等产生的舆论效应加强监督。由于社交媒体对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国家的相关监管部门开始强调对自媒体从业人士的资质以及行为规范等内容的管理，从而强化国家在舆论领域的数字主权。
整体来看，关于国家数字主权的博弈才刚刚开始。一方面表现为跨国公司和资本对国家数字主权的侵蚀，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国家希望通过数字主权的建构来获得对数字领域的主导权。因此，数字主权将成为国家主权的新内容。在国家数字主权的建构过程中，国家数字能力是关键。作为一个全新的领域，数字领域中算力、算法和数据是三项最重要的要素。几乎所有的主权国家都表现出掌控数字权力的意愿。然而，数字能力才是将意愿转化为实际治理效率的基础。因此，如何在新的数字革命中构建充分且有力的国家数字能力，才是应对数字时代国家主权变迁的最重要要素。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全组织+强技术：一种新国家形态的诞生
桑玉成
今天的主题是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此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实际上，这个想法也是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就是全组织+强技术对国家形态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一种新国家形态的诞生。
政治学研究需要将国家具象化
政治学以国家为研究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当下这个社会，尽管是全球化，整个世界也连成了一体，但是中国的国家同美国的国家，或者同日本的国家、同欧洲的国家应该不是一回事，甚至有根本性的差别。所以，政治学仅仅以国家为研究对象还不够，还要把这个国家具象化，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即使同一个国家，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也是不一样的。譬如说我们这个国家，不要说古代社会的国家同现在不同，就是近现代以来，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现在的国家和过去六七十年代，甚至八九十年代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政治学以国家为研究对象，但要注意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国家”的个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新的国家形态有待命名
霍布斯说，“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
恩格斯当年是这样定义国家的，“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显然，今天的国家已经不是霍布斯时代的那个“利维坦”，今天的国家也已经不同于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今天的国家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现在有待命名。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有一个倾向性的观点，即认为国家有一种逐步消亡的趋向，即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国家就会逐步走向消亡，至少会逐步弱化它的政治统治功能。而当下现实中的国家无论是在观点的、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层面恰恰凸显出它发展的另一种趋向。
新国家形态的基本要素
我们看到，现在的新国家形态有两个基本要素。第一个叫全组织，导致这个趋向的原因是现代的所谓“国家建构”。现在讲政治共同体，就是要统一起来，把社会组织起来，来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组织，以此来奠定国家的基础性力量。在这样的全组织之下，社会的所有类型、所有层级、所有规模的子组织都被包容在内。这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缝隙、网格化，都可以看作是全组织的表现形式。
这样的全组织还具有超强磁力，使得所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组织逻辑来办事，只要一进入组织体系，就会按照组织逻辑来行动，所有参与者在组织逻辑上实现高度统一，进而使得组织更加强大有力。因此，新国家形态实现了过去任何时代都没有实现或者无法实现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缝隙、网格化这样的一种组织形态。
第二个就是强技术。现代政治实现了技术武装，现代交通、通讯、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全方位运用，使得政治的“技术含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国家力量的全面技术化武装解决了很多治理上的问题，很多方面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方法来解决。比如这次疫情防控，就得益于许多技术的娴熟运用。
新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
上述两个基础性要素的组合，即组织+技术，使得国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和发展。组织具有发展、运用、垄断技术的独特条件，而技术为全组织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因此组织+技术就使得当今的国家如虎添翼、所向披靡。
这个新国家形态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一是它实现了从全能型到确能型的转变。我们以前经常说全能型政府，现在全能还不够，因为全能不一定真正全能，现在国家已经达到了确能型，就是说它确实能。完全不用怀疑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它只要想解决问题就可以解决，想去做什么事就肯定能做。二是国家真正对社会承担着无限的责任，反过来人民也是觉得所有事情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使命型政党的自我定位也是基于这样的基础。三是国家至上，所谓“没有国哪有家”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新国家形态的诞生，已经或者正在颠覆经典的国家概念，已经或者正在重构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已经或者正在冲击人类既有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观，已经或者正在改变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所以这些变化，需要引起政治学研究的高度关注。
（作者系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新技术革命与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隐形价值
张明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就必须以科技支撑为手段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从而提升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进一步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仅要看到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看到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满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公共需求的显性价值；更要充分重视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隐形价值，看到科技发展与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刻的内在关联。
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隐形价值
什么叫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刚刚提出这个概念时，其实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果说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能力一般来说只有大小、强弱、高低之分，没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所以说这个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底是指什么呢？它其实是适应现代社会日新月异发展的自我调适的治理能力，核心是现代性，就是说作为社会治理能力是不是具备了现代性。因此，关键在于人、参与治理的主体，行为者的行为、模式，是不是具有现代性。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既要看它的形式，但更要看它的实质是不是具有现代性。应该说，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性价值是比较容易看得到的，主要是提高基层社会发展进程中纾解内在张力和满足公共需求的能力。
关于隐形价值，就必须回顾一下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设计，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战略。第一步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成熟。这一步完成之后，第二步其实是建立法治社会。这里的关键是法律的完善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当法治社会成熟之后，才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现代化的完成。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建立起了基本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当前的重点是第二步，在这个过程中实际面临很多的问题。可以说，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完成第二步法治社会所要发挥的功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治理能力现代化隐形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能够培育支撑现代国家政治体制有效运行的核心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一个国家没有核心精神，即使建立了一个现代政体，这个现代政体也不可能产生良好的绩效，而要产生良好的绩效，它的人民必须要有强大的核心精神。
二是提升国家现代化成长所必需的法治理念。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规则意识的树立和强化。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规则意识，即便建立了良好的体制，但在运行过程中同样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所以说，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身在建设和运作过程中，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规则意识。这个规则意识就为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三是能够助推形成国家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组织。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它的社会组织是比较发达的，它能够协助政府解决很多政府难以承担的任务。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和培育的过程中，能够培育出比较强大的能够帮助政府承担一定公共任务的社会组织。
四是能够增强国家现代化进步所需要的工具理性。国家的现代化和工具的现代化是必然分不开的。
新技术革命与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一是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一个社会能不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工具手段是不是科学。在工具手段这个问题上，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是随着现代的科技革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能够使人们关于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理念产生颠覆性的看法。第二是技术的工具效能在这个背景下能够进一步提升。关键是第三点，也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能够倒逼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完善，通过改革提升治理的能力。
二是新技术革命的持续发展需要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供给。新技术革命是从社会和国家的需求中产生的动力而来的。如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有秩序的，不可能终结在某一点，而是会一直向前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新科技革命给它提供工具上的优势，也会由此形成体制上的需求。可以说，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需求，为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因此，新技术革命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的。
新技术革命助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第一，新技术革命拓展了基层社会的核心精神。可以看到，网络覆盖、大数据的发展，使得更多人进入虚拟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核心精神的价值更加凸显，也给人们增强核心精神创造了条件。这也使得核心精神从一部分人进一步扩展到整个社会大众。
第二，新科技革命涵养了基层社会的规则意识。技术的运用讲究程序和规则。因此，技术的运用有利于社会公众对于规则的掌握和使用。如果不按规则去重塑，这个工具就运行不了。所以，新技术革命的长期推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培养了基层社会成员的程序意识和规则意识。
第三，新技术革命推动了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新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专业性的行业协会，尤其需要一些专业组织在其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推动了新技术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也让大家认识到了整个社会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中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有利于整个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成熟。
第四，新技术革命更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工具。这里涉及工具理性的问题。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我们强调的主要是技术理性。但是，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说明，仅靠技术理性是不行的。紧接着的戊戌变法，其实也是技术理性主导，但里面有制度理性。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仅靠制度理性也是不够的。社会发展到今天，需要的是复合型工具理性，就是技术理性和制度理性的复合。只有这样，才会产生极大的能量和动力，从而推动国家走向一个更加繁荣和更加富强的社会形态。因此，对新技术革命的价值，不能仅仅看到技术理性的一面，还必须与制度理性形成合力，才能真正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新技术革命促进政治学基础理论创新
新技术革命不仅是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而且对于促进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基础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升对于政治学基础理论价值认知的层级。过去我们对政治学基础理论价值的认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很显然已经滞后了，新科技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政治学更加深层的问题。
第二，能够完善政治学的体系设计。在新技术革命到来之前，基于现有技术环境格局的局限，我们可能认为政治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了。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面对新的工具，我们如何能够发挥出更大的绩效，还需要对政治体系进行充分的认知和科学的设计。
第三，能够增进对政治行为的研判。在新科技革命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对政治行为的研判一般来说是根据它的结果确定是否合理，或者作为一种定性，判断这种政治行为是否科学以及是否良好。但是，我们难以洞察政治行为背后深藏的隐含价值。新科技革命的来临，在大数据和智能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对政治行为背后延伸价值做出清晰的研判。
第四，有助于对政治发展模式进行优化。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对于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政治参与以及加强腐败治理等方面的作用正在不断显现，正在深刻影响政治发展模式的不断优化。当然，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不同政治模式、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可能进一步突显。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
人民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策源与智慧共治
刘淑妍
现代国家建设最为深刻、也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国家力量进入基层社会，通过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和经济资源实现全面工业化和现代化。从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构建基层社会体制，到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分配基础性公共资源，再到凝聚多元利益、促进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等，基层治理成为国家与市场、社会互动最为密切的重要场域。在基层治理不断扩展的国家功能之中，有三个要素最为基础：第一，国家认同与基础秩序维护；第二，民情表达与公共参与；第三，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福利配置。这也构成当前评估城市基层治理得失和变革策略的关键议题。
新技术应用加剧社区治理变革
基层治理的重要性越强、功能越复杂，现代社区的发展越应受到重视。现代社区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工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作为一种社会团结和组织现象，现代社区有自我运行的规律，同时现代社区也构成了国家基层治理中非常重要的基本社会单位或者基础治理单元。与中国传统的家族聚居、熟人社会以及单位制下的集体生活相比，现代社区居住方式、生活方式与组织运行都在发生重要变化，新技术的应用加剧了社区治理的深刻变革。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公平配置、公共空间规划中的主人翁意识与公共参与、公共治理中的民主协商与居民自治共治等内涵，正逐渐成为中国基层社区建设与发展改革中的重要趋势与特征。
综合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变迁的要素影响和当前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共同难题，主要体现为社会差异化、个体化、代际更替和技术变革。第一，社会差异化增大“共识”形成难度。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推进，社会空间的分异、住房地位群体的分化带来了人们对社区共同体生活的差异化感知，乃至对立和矛盾的诉求，如何协调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主张、回应其差异化的诉求，成为社区发展和基层治理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二，社会个体化增强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差异化。社会分工复杂化、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社会流动性加强等深化了社会利益多元化塑造，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区社会资本的链接，加大了社区公共参与和组织动员的难度。第三，代际更替加剧社区老龄化。最直接的影响是基层工作队伍和社区志愿者的年龄构成出现了老龄化现象，年轻人到基层社区工作的意愿不高。第四，新技术应用消解社区共同体网络建构。数据驱动的信息技术变革对社会与政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在重新定义社区、重新定义国家建设的基础单元边界等。
社区微基建中的治理合力
当前国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维护公共秩序、组织集体消费、提供社区公共服务都需要国家发挥“元治理”功能。但同时也应看到，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才能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社区生活的向往和需要。归纳各地基层治理实践经验，可以看到，基层治理能力建设主要表现在：社区发展能力、利益均衡能力、财政支撑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主动改革能力。第一，社区发展能力是基层治理最为重要而基础的目标和职能。培育社区和重新整合社区，无论从法理意义上，从福利社区化、财税体制变革的意义上，还是从当前的重大疫情防控的问题上来考察，均为当前中国基层治理改革的最重要方向。社区发展能力建设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或多种形式，包括培育社会组织、支持社区基金会、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群团组织效能等促成。富有活力、能够有效自我运行的社区将会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稳定基石。第二，利益均衡能力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均衡发展的关键。一方面，应着重强调国家的“元治理”功能，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和维护基础秩序的运行。另一方面，更应强调基层组织的“统合”功能，在大量的城市老旧社区、贫困社区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市场失灵问题，政府需重新介入这些社区，实现社区层面公共资源的均衡分配。第三，针对社会个体化和代际分化问题，迫切需要建立起社区层面的愿景认同、多元利益的诉求和表达机制、公共服务的居民自治参与。如何保证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让社区民众的声音充分表达出来，共同抵御防范风险挑战，考验着基层治理的财政支撑能力和组织动员力。第四，面对迅猛发展的新技术变革，尤其是网络智能技术和科技金融创新等对社区治理结构的深刻影响，则需要基层具备系统规划和主动改革的能力。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人工智能、区块链、5G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成为驱动社区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并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作为智能时代代表的前沿技术，新基建应用于社区，可以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与智慧化水平。但是，新基建耗资大、受益迟等特点可能会阻隔社区居民的参与建设。上海基层治理改革中创造性提出社区微基建，围绕“15分钟生活圈”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目标维度是以“韧性社区”培育为任务旨归。社区微基建是新科技革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补短板三者的结合点和重要创新策源。微基建以15分钟步行圈为基准，着力营造社区居民生活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高效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价值维度是以“人民城市”理念为价值指引。“人民城市”价值理念集中体现为从增量扩张的权力型、资本型城市转向提质升级的人民型城市。推进社区营造微基建，既是对“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贯彻落实，同时也是适应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手段维度是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为实践导向。社区以营造微基建为突破口，搭建与社区居民利益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将多元主体有效地整合进社区治理之中。微基建的营造不再由政府全盘兜底，而是通过政府、居民和企业间多维交互以形成治理合力。
以国家力量助推基层治理共治格局形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时代的基层治理应着力于让社会运转起来，并通过扩大居民参与，营造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如何在国家强势入场和始终在场的情况下，弥补市场与资本对城市社区共同体的侵蚀，并塑造兼具社区认同和邻里互信的社区共同体，是创建人民城市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实践经验表明，在既有的格局下，中国社区共同体的成长不可能自外于国家，这一过程应浸透着国家的身影和力量。但是，如何平衡与界分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实现二者相互赋权，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主线。社区治理是观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微观场域。行政力量与社区自治力量并非此消彼长，应呈现出一种共生共长的态势。社区微基建作为一种嵌入机制，是连接国家与社会不同行为主体的“纽带”。对于微基建的营造，既萌生于社区居民的内在需求，又需借助国家资源的下放和制度的供给，还需要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在国家的助推下，社区微基建将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动力，增强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并生成社区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科办主任、教授，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特大城市风险防控中的大数据应用
吴晓林
因为区位和资源的优势，特大城市是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并且围绕人口经济社会活动产生了巨大的交通、资源和信息流量。巨大流量既是城市活力的密码，又隐藏着各类或大或小的风险。有效识别流量、获取并运用大数据，成为特大城市防控风险的重要支撑。
现代化发展进程催生风险防控命题
据2020年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特大以上城市（以下统称为“特大城市”）已经达到了21座。在2020年，21座特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18%，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32.9%。未来几年，一些城市将陆续进入特大或超大城市行列，这意味着特大城市将贡献全国四成甚至一半以上的GDP。
特大城市往往是流量城市，拥有巨大的人口、资源、信息和交通流量，经历着巨量资源要素的流入流出，是全国乃至全球的重要节点城市、枢纽城市。仅从人口流量来看，特大城市建成区人口均超过500万，因为区位和资源的优势，特大城市是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并且围绕人口经济社会活动产生巨量的交通轨迹和资源、信息流量。因为流量城市这个特性，特大城市一旦发生突发风险，则可能面临巨大挑战，引发区域性乃至全国全球性的连锁反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核心就在于提升特大城市的韧性，有效预防和应对各类重大突发风险，降低风险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
在新的技术发展条件下，中央和不同的城市强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应对各类风险”，不少城市相继开始了智慧城市和大数据治理的探索，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应用大数据防控各类风险。近年来，在不同地方应对风险过程中，大数据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特大城市风险防控实践中的问题
近年来一些特大城市在风险防控的过程中，被寄予厚望的大数据“黯然失色”几近无声。在实践中，大数据为什么会在风险治理中失效、失灵了呢？原因究竟何在？初步的解释可能有三类。
第一是治理理念的问题。大数据的发展已经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利条件。2021年上半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就单列一章“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指出要实施“互联网+基层治理”行动，完善乡镇（街道）、村（社区）地理信息等基础数据，共建全国基层治理数据库，推动基层治理数据资源共享。但是，不少城市仍然缺乏“数智理念”，传统的数据收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手段落后、工作重复；一些城市热衷于“网格化治理”，大量的数据收集上来后躺在后台成为“死的数据”；一些城市尽管建设了大数据平台，仍然“不会用、不善用”，一旦风险发生，便弃数据而不用，热衷于以“运动式治理”“过度治理”来表功、刷存在感。
第二是数据结构的问题。大数据要真正服务于特大城市的风险防控，就必须是结构化的，而非零散化的。目前，一些特大城市虽然有数据，但是数据不够大，零散地分布在不同的机构、行业，没有统合成一个大的数据平台，很难服务于风险防控。这就是为什么大数据只是被个别地应用于不同类型风险的不同环节，而不是全过程全类型地得到应用。
现实来看，大数据在风险防控中的应用较为集中的一个领域是“社会安全事件的应对”，原因在于，特大城市可以收集合成社会安全类的结构化数据，这个结构化数据能够对社会安全更精准地分析、把握。此外，大数据算法对于结构化的数据的运算更为成熟，我国东部一些城市在抗疫过程中之所以能够“精准且不扰民”，就在于打造了数据关联平台，驱动各部门在同一平台共享和使用数据，从而保证数据打通、便于挖掘数据潜能、应用于风险防控。
第三是治理结构的问题。在特大城市的风险防控过程中，存在现有治理结构与大数据的“适配间隙”问题，就是行政权力与数据权力的“不兼容”。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中，气象部门连续签发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地铁4号线成水帘洞”等多个话题登上网络热搜，但是处于一线的工作人员并不能当机立断采取必要措施，这不能单纯地归咎于工作人员的“失责”，更多是整个系统与大数据之间的衔接不力，特别是“大数据预警和处置”之间缺乏必要的授权、对接，导致一线工作者即使有大数据也不知道如何预警，更不知如何决断。
流量思维与大数据治理
首先，特大城市政府要善于管理和应用“流量”，具备大数据治理理念。如上所述，特大城市本身是巨大流量城市，每时每刻都面临巨量的要素流动，这些要素在有限的时空内高速流动和重新组合，就容易生成各类风险。在大数据技术条件下，巨大的城市流量可以得到收集、存储、运算和可视化，应用于城市日常管理和风险防控。特大城市政府，要具备将大数据应用于城市治理的意识，善于更新治理理念，通过现代技术感知和分析各类流量，活化既有数据，勇于将大数据应用于城市治理的实践之中。
其次，特大城市政府要掌握全域性的“流量”，建成结构化大数据。城市之内的各种流量数据分布于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由不同部门掌握，甚至没有部门掌握。特大城市存在“信息孤岛”“信息烟囱”“信息盲区”的现象，各类数据平台难以打通，非结构化的流量数据充斥城市空间。如此一来，一旦风险来临，大数据则无法进行完整的数据感知，无法进行有效的数据运算，无助于风险防控。因而，特大城市政府要及时破解数据联通难题，建成数据信息共享的平台，智能化构建数据、挖掘数据潜能，并提供数据调用、数据分析和数据运用等多种便捷的服务，从而助力风险防控。
再次，特大城市政府要积极容纳和适应“流量”，完善治理结构。各类流量既是特大城市的物理基础，又是大数据感知和集成的来源。以巨大流量感知为基础的大数据，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技术，它在特大城市风险防控中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城市管理者如何应用。特大城市既然已经面对巨大流量、或多或少引入大数据技术，那么，治理结构和机制必须接受和容纳大数据技术，用技术驱动组织结构的变革。这就意味着大数据不是在一个领域、一个环节应用，更不是某一个部门的职责，而是被城市政府整体化、全过程地吸纳，整个组织体系要将大数据用全、用足、用活；这也意味着，特大城市政府要依照大数据的特性，赋权给城市治理、风险防控各个环节的决策者、一线工作者，明晰应用大数据应对风险的权责，从而避免大数据“悬而不用”等问题。
（本文系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重大课题“流量城市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代西方数字民主的导向问题
佟德志
数字民主是基于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学技术形成的一种新型民主。在西方国家，大数据对民主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案例就是助力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胜出，并且在总统任职期间创造了“推特治国”的先例。这亦表明，数字技术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甚至可能成为妨碍民主政治的因素。因此，要客观评价数字民主的价值与趋势，需要对其发展的缘起及背后的导向加以批判性的反思。
西方数字民主的缘起
数字民主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经典民主议题形成的一种民主模式。在传统民主政治当中，公民知情权、民主与舆论、媒体与民主等主题，都是数字民主的原初议题。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明确指出，美国的民主有赖于地理、法制和关心政治的民情。但如果要排序的话，那就是地理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民情这个传统而古老的命题，正是当代数字民主的来源之一。
数字民主运用数字技术赋予民主的民意维度以新的形式。在民主政治当中，必然会存在信息的问题。从公民方面，无论是公民对信息的获取、讨论、协商，还是国家的信息公开、透明度、阳光政府建设等，都广泛而直接地与民主相关。从国家方面，对公民意见和态度的感知，对网络舆情的收集、整理和应对，都是当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内容。进入21世纪，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给民主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根据美国政治科学家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西方民主可以看作一个“输入—处理—输出”要素前后衔接、形成系统的流程。公民输入对民主的要求和支持，民主机构处理后形成相应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被公民接受后又形成新的要求和支持，重新输入到民主机构。这样不停地循环往复。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信息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民主是否能够非常敏锐地感知到公民的输入，并把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及时地回应公民需求，主要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进行的。在西方传统的环境下，这个过程是通过人工方式做到的，比如大量的调研、采集民意等，其系统性能力比较有限。随着现代国家越来越复杂，这些传统的民主手段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像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这样的现代科技被引入政治系统中，有了更大的应用空间，也衍生了数字民主的新形式。
西方数字民主的技术导向
由此，我们看到，西方数字民主首要而鲜明的特征就是数字技术导向。数字民主并没有改变民主的本质，但顾名思义，它改变了驱动民主尤其是民主信息流程的技术手段。数字民主能够通过最新科技直接从网络获取海量数据，用以驱动民主过程，实现对民主政治的流程重组。从信息的采集、处理，到最终民主产品的产出，数字民主的程序是以技术为主要驱动的。
一方面，没有互联网，民众的舆情就不会通过网络表达出来；没有大数据，这些网络舆情也得不到收集和处理；没有人工智能，这些收集和处理的网络信息就达不到可用的高精度。这几个关键的技术对于数字民主来说是相辅相成的。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对互联网的运用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比如，算法和算力，神经网络模型，机器学习尤其是深度学习，使得人们面对海量的互联网资源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处理能力。谷歌等公司开发出的Word2vec、TensorFlow、BERT等模型，将人类的计算能力推向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新的数字技术为民主的关键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诸如大数据舆情监测、主动采集民意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国家和政府可以运用新技术主动采集民意。这极大改变了传统环境下舆情和民意的采集和处理过程，使传统民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需要看到的是，大数据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神奇。很多时候，大数据的准确性和效用性甚至只是“大概的数据”。
西方数字民主国家导向的不确定性
学者在讨论国家能力时，有人重视税收能力，有人重视军事能力，但现代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国家的信息能力。国家的信息能力就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技术手段收集、处理和回应民意的过程。只有收集了有效的民意，对民意进行综合处理，民主输出的产品才是有效的。传统政府收集民意的方法非常有限，但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大发展打破了这一切。理论上，网络舆情会实时同步到国家各个层面，打破了空间的限制。这种信息的获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在西方数字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导向目前来看还不是十分显著，到底是国家导向，还是大公司导向，还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十分明确。对于大公司而言，大数据意味着营收来源，广泛地将大数据运用于商业领域，也是推动大数据发展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一些大公司掌握了国家和政府都无法全面掌握的信息，它们对公民态度尤其是公民在经济方面偏好的把握，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国家的能力。可以说，它们有运用大数据进行数字民主的能力，也往往成为政府合作的对象。
数字民主在技术运用方面的便利为国家导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可能。彻底的数字民主，甚至不需要公民和政府对话，政府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知道民意。这实际上是主动运用大数据收集民意，在进行相应的分析后，对民意做出快速回应。公民甚至不需要参与国家事务，国家就知道他的想法。这对国家的信息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对民主内涵的重构。
西方数字民主的管理导向
国家导向的数字民主，会突出管理导向。基于数字民主，西方国家直接通过各种政治工具和政策工具来实现“民主”。在实时的舆情监测系统中，民主已经不再是一个由公民主动向政治系统提交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系统主动采集、即时处理的过程。它使得传统民主政治宏大的、带有政治性质的叙事被分解为无数个日常的、充满治理色彩的“民主”实践。
在技术的主导下，数字民主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隐忧。在信息处理层面可能出现一种算法主导，甚至是算法专制。对于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背后都需要算法作为支撑，这些算法决定了哪些数据被采集，又应该如何处理。这一过程高度技术化，会带来一系列非民主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政治极化。大数据会更精准地识别用户偏好，并推送相应的信息，这会产生一种“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效应，使得公民只接受某些他喜欢的信息，固有的意识形态不断被强化，逐渐封闭起来，也越来越极化。
对数字民主比较乐观的人会认为，未来已来。诸如特斯拉的脑机接口、脸书的元宇宙等，这些新的数字技术对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产生的影响是直接而现实的。但科技进展与政治实践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忽略的距离。数字民主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尚需要时间来检验。
（作者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教授）
元宇宙与虚拟化陷阱
何哲
文明演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在人类重大的历史关节点上，有几个重要的文明演化关节点——智人的形成、农业的发展、工业革命、以及当下正经历的数字革命。
人类文明与元宇宙
就现有的统计而言，整个浩瀚宇宙，据我们所知，目前也只有人类文明被明确发现。这就涉及文明演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大筛选理论。这个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意思是大部分文明的演化到最后都会撞到一个墙上，在一个文明形态上停下来。对于今天的人类文明来说，我们需要思考这堵墙到底在哪里？如何进入到下一个文明形态中？因此，文明应该如何去突破是一个大问题。
这就涉及文明的目的和使命。所有文明都有自己的目的，也有自己的使命。那么，文明的目的和使命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有两个，一个是认知，一个是实践。这个认知的对象就是自然、宇宙，还有我们自身。具体来说，现存的地球环境、地球以外的浩瀚空间、人类自身的社会个体以及社会关系，构成了整个人类的知识谱系。当我们有了认知时，人类文明体系也同样在实践。发展生产力，就是改造自然的能力。我们不停探索新的文明空间，再反观内心去探索自己和社会内在的结构。
数字化的进展在整个人类文明中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整个人类文明在四万年前就开始有了雏形，即所谓石器时代；进入农业革命之后开始慢慢加速；进入工业革命之后，突然就开始加速，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加速程度如果看作一个斜率的话，这个坡会变得非常陡峭。所以数字化历程大概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互联网和光纤技术的发明使人类正式进入数字通信时代。今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互联网解决了连接问题，大数据解决了情境的精准再现问题，人工智能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体，实际上都为今天所谓的元宇宙做了充分的技术准备。
元宇宙的核心概念
如果看元宇宙和虚拟化过程的产生，会发现它和我们过去的数字化进程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虚拟化和元宇宙是互联网诞生的必然结果。从互联网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它就一定会产生这样一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一系列过程的演化，比如在早期，互联网就是字符，然后进展到多媒体和三维图像。最近被广泛论述的元宇宙，其中一个核心概念是数字孪生，即我们在数字社会中构建了与现实世界完全对应的生活关系。还有一个非常恰当的概念，就是钱学森先生提出的“临近”概念。这个概念其实和元宇宙概念类似。1999年，像《异次元骇客》《黑客帝国》这样的电影讲述的就是在一个虚拟化的世界中，人类会面对的制度情境，包括法律、伦理、生活。现在大家所谈的元宇宙就是一个高度沉浸式的虚拟化的交互社会场景。
元宇宙有几个核心构成要件，首先是完全沉浸式的3D场景，还有全方位沉浸式的感知系统。整个元宇宙的生活场景是要建立在数字经济上，所以有一个概念叫通证经济，就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在元宇宙内部形成的经济交换系统。有了这几个构件之后，元宇宙就可以迅速地发展起来，过去二三十年的技术体系整体上已经为元宇宙做好了部分基础性的技术准备。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元宇宙到底能做什么？扎克伯格计划的元宇宙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娱乐。第二个是数字交易，即数字交易在现有平台之上进一步实景化，其是整个现实世界的孪生。第三个就是数字劳动。像波音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推进整体数字化工厂。数字化工厂就是数字孪生，把所有的设备都数字化，在计算机情境下进行数字再造。数字劳动就是我们进入元宇宙之后，在元宇宙里操作设备，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当我们操作数字设备、虚拟设备时，实际的设备也在有效地运转。
警惕元宇宙带来的负面影响
元宇宙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精神毒品、劳动丧失，这些都是元宇宙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更为要紧的是，之前说人类目的和文明演化是在知识上、探索上和实践上的有效积累、有效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有三个重大的缺陷。第一个缺陷就是会产生知识的停滞，最大的问题是所有构建元宇宙的逻辑和规则，无论在元宇宙模拟一个态度，还是模拟一个人，还是模拟一个工厂，所有的知识都是已知的，是建立在确定的已知的规则之上的体系构架。这意味着，当我们进入元宇宙时，对于个体来说，可能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要去探索、了解和学习，但对于整个人类体系来说，它其实是简单的，只比0多了一点点，不存在未知的领域。第二个缺陷在于它的确定性。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看得见、摸得着、拿得起、放得下吗？这只是真实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层面，而更深层的真实则意味着当我扔起一个硬币时，硬币落下正面和反面它的概率是50%，即规律。当我们在元宇宙里掷骰子时，所有的计算机程序不能生成一个随机数。所有的随机数都是用已有的算法固定下来的，如果再现同样的场景，它生成的数列是完全一样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即人类社会也好、自然社会也好，明天下雨还是不下雨，它是一个概率波，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概率波，如果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整个社会就是各种各样的概率波，但问题在元宇宙里面都是一个个具体的确定数，所有的概率都是伪概率，这是非常可怕的。第三个缺陷在于，元宇宙不存在未知的被探索的环境，这意味着在元宇宙里会陷入一个非常安乐的旋涡，这是值得担心的问题。
最后我们要问，元宇宙的价值在哪里？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元宇宙极大拓宽了人类社会的空间场合。元宇宙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能否和现实生活有效嵌合在一起，能不能有效地和生产进行嵌合，能不能有效地和教育系统进行嵌合，能不能有效地和科学研究进行嵌合，能不能有效地和探索外太空进行嵌合，这是需要仔细研究的。前面提到，在元宇宙里不能扔一个硬币有50%概率的正反面，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完全可以扔一个硬币，然后把结果告诉它，这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元宇宙内系统和真实社会系统之间的有效嵌合。我们完全可以用元宇宙的科学实验和真实的科学实验系统进行嵌套，然后把结果传输到元宇宙里。这样就可以避免它完全的元宇宙虚假性，包括宇宙外太空的探索也是如此。
其实，虚拟化陷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我们很可能走向一个文明的歧途，但又很可能利用这个文明新空间去走向另一个方向。因此，保持正确的态度非常重要。第一，我们不能把元宇宙作为人类演化的终极方向。第二，要形成元宇宙之间的平衡。我们要反对互联网霸权、量子霸权，也要反对元宇宙霸权。第三，要防止元宇宙对社会的侵蚀。元宇宙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生活荟萃进去，元宇宙不能成为梦宇宙，梦宇宙就是完全虚幻的虚拟性场景。如果变成一个梦宇宙的话，人类文明就走上了歧途。第四，促进元宇宙与现实世界的真实连接与嵌合，如果不嵌合就是梦宇宙，如果嵌合就是有价值的数字孪生状况。第五，要坚持实体经济社会和对宇宙与自然的探索。文明是有目的性的，如果在一个地方停滞下来，这个文明就没有意义。当我们去探索时，就要坚持整个文明导向。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信息视角
韩志明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理论研究中的经典问题，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底色，包含了解读和破译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密码。“关系”在这里是研究的重点，它是行动者之间交相互动的状态，大量的互动是通过信息连接起来的，因此关系的发生及其存续就是信息流动的过程。具体的信息表明了关系是什么样的，也呈现出关系演变的特性及其内在逻辑。同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在相互获取对方信息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是通过特定的信息符号而呈现出来的。更准确地说，国家与社会是在“相互凝视”的过程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信息既是两者关系的符号表征，也是理解这种关系的工具。
国家捕捉社会事实的信息化
国家治理面向社会而进行，承担着社会管理的责任，需要掌握有关社会事实的信息，通过信息来安排和协调各种活动。信息是国家治理的神经系统，决定了国家去做什么，要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做得怎么样，尤其是直接影响国家治理应当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比如根据流调的情况来部署和安排防疫措施。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充分全面地掌握有关社会事实的信息，尽可能搞清楚相关问题的情况，发掘和提炼相关的治理知识。这些信息既包括各种社会要素的信息，也包括不同要素交相互动而形成的信息。
国家治理，首先，通过获取有关社会事实的信息，比如食品安全的情况，才能识别和界定问题，及时作出恰当的决策。其次，只有掌握具体情境下有关社会事实的情况，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施策，落实相关的管理和服务。最后，必须把握民情民意民需民求，分析社会和个人动态变化的情况，才能准确评估治理效能，调整和优化治理方案。精准地采集、分析和运用相关信息，将社会事实都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来，不仅使国家治理变得可能和可行，也提高了国家治理的自主性和效能感。
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主要是国家视角的社会信息化，包含了鲜明的国家意志。这其中既有国家主动实施的信息活动，比如人口普查或国土调查等，也有国家被动接收的信息输入活动，比如个人提交有关社会问题的信息。其中的具体方式包括普查、调查、座谈、会议和走访以及各种类型的数据库等。在当今数字化的时代，国家对社会的治理集中体现在通过信息技术来监测、跟踪和捕捉社会及其变化的情况，带来了大量数据治理的工作。相对于社会的分散化计算，国家对社会治理的正规化程度越来越高，相关算法或公式也越来越标准化，信息的总量和流量都非常大。
流行的观点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不过要看到的是，虽然国家已经拥有大量标准化和集中化的信息，但对于繁杂多样的社会要素及其分散化的情形而言，国家所掌握的信息实际上又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也面临着广泛的信息瓶颈。随着国家治理的拓展，尤其是国家承担的职能范围及其事项门类等的增加，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社会管理、经济调控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国家所掌握的社会事实的信息越来越宽泛，越来越多维度，也越来越细致，从而使国家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深入摸清社会情况，提供精准的管理和服务。
社会对国家及其治理的监督
国家治理穿透社会要素，精细地描画社会地图，其与各种社会元素进行或松散或密切的接触，接触面或联结点越来越多，互动和交流也更加频繁。换句话说，正是国家治理与社会事实有了接触，才可以看得到社会事实，更好地捕捉社会事实，掌握更多确切的信息，形成对于社会的清晰画像。同时，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治理受到社会中个人和组织的关注。
所以，不只是国家对社会的治理，社会也在监督着国家，获取和利用相关的信息，以搞清楚国家及其治理是什么样的，从而不断地穿透国家的边界，促使国家治理更加开放和透明。其基本逻辑在于：首先，国家权力更多影响到社会主体的权益，而社会主体也对国家提出更多的要求，试图影响国家权力，比如要求对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等。其次，随着国家干预的范围越来越大，国家与社会的接触面也越来越大，社会也可以直接看到权力及其作业过程。最后，公民权利意识的发育提升了个人的自主性，也培育了社会的权力监督意识，社会力量向国家施加透明化的压力，迫使国家尽可能公开信息。这些从不同方面建构了社会对国家的凝视，形成了支持或反制国家权力的结果。
国家与社会的互见与融合
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二者相互靠近，互相“看见”对方，又保持着彼此的距离，形成了一定的张力。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更具有主动性，采用的主要是标准化的算法，通过集中式计算而进行，而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则主要是个体化的认识和判断，具有分布式计算的特点。
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交流”，突破了彼此之间的边界，形成了信息的持续交流，使彼此都具有了更高的清晰度，包括各自的权责边界、行动过程和互动交流等，都变得更加明确、清晰和有序。其中，社会的清晰度意味着，国家按照标准化方式捕捉社会，带来了社会的可阅读性、可测量性和可进入性，最终提高了社会的可治理性，包括让模糊的变得清晰，让不可知的变得可知，也使不可治理的变得可以治理。国家的清晰度则意味着，社会力量提出权利主张，更多地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来，审视和监督国家权力的运作，使国家变得更加开放、公开和透明，也更具有回应性。此外，治理与监督的过程也推动了信息的扩大再生产，交相互动衍生而形成的信息，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领域。
在当今高度数字化的时代，首先，国家与社会相互需要；其次，国家逐步向社会公开某些信息，社会也更多提供信息给国家，形成深度融合的格局；再次，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治理，建构了相互支持的治理场域；最后，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加深了国家与社会的广泛融合。
总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空洞的，也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可观测和可检验的。信息既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状况的重要表征，也是建构和运作这种关系的基本工具。国家需要通过信息化方式来摸清社会事实的情况，精准地解读和分析社会，以贯彻国家的意志和要求。社会也积极获取有关国家的信息，对国家及其治理活动进行理解和分析，这既具有约束和监督国家权力的意义，也有利于协调和安排各自的行动。在治理与监督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嵌入，被动或主动地交换信息，也更清楚地看见彼此，最终建构了两者深度交汇融合的形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协商民主的体系化及其程序机制研究”（20AZD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