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5周年之际，明理君为您系统梳理5年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取得的重要成就，并约请参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部分专家、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知名学者，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方向，树立责任担当，不断创造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业绩，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①2016-2020年全国高质量研究成果数量汇总

②③社科研究队伍分布情况

④重点研究机构分布情况

⑤2016-2020年全国社科研究项目分布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作用，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国社科界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五年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取得全方位进展，呈现积极健康、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大幅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全面了解五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同时为编制《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供支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近期组织各省区市社科工作办（规划办）及在京委托管理机构，重点就全国社科研究队伍、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科研成果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调研。相关情况如下：

　　社科研究队伍情况。全国中级职称以上社科研究人员超过51.3万人。具有正高级职称的8.8万人，副高级职称18万人，中级职称24.5万人；人文学科20.9万人，社会科学30.4万人，马列·科社、应用经济、法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教育学、艺术学、体育学、管理学等10个学科研究人员均超过2万人；在职人员43.3万人，退休人员2.2万人，民办机构5.8万人；博士生导师2.8万人，硕士生导师11.4万人，具有博士学位的15.6万人。

　　较2016年，研究人员数量增长了14%。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发展较快，人数从0.5万增至5.8万。

　　重点研究机构情况。全国各级各类重点研究机构数量达3640个。其中，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机构510个，其他部委重点研究机构454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357个，其他省级重点研究机构1319个。重点研究机构研究人员有14万人。

　　较2016年，全国各级各类重点研究机构和人员均呈增长态势，研究机构总量增长81%，研究人员增长180%。

　　各级各类项目情况。五年来，全国各级各类项目总量累计超过70万项。其中，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相关部委、省（区、市）社会科学基金等资助的纵向项目达50万项；企事业单位委托、自筹经费、港澳台地区合作等横向项目超过20万项。总体来看，全国各级各类项目总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年均增长率约为10%。

　　研究成果产出情况。五年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聚焦新时代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聚焦学科学术发展重大基础性前沿性问题，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战略需求建言献策，推出了一大批有思想含量、学术分量、对策质量的研究成果。

　　全国社科研究单位高质量研究成果累计超过100万项，包括学术专著10.4万部，核心期刊论文63万篇，研究报告18.9万篇，专利5.3万项，软件著作权2万项，建成数据库接近1万个。高校系统高质量研究成果数量达82.2万项，社科院系统7.2万项，党校（行政学院）系统3.5万项，党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3.9万项，军队系统1.9万项。

　　五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重点研究机构不断扩大，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夯实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基础。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应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守正创新，奋发有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坚实的思想和智力支持。

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汝信

　　2016年5月17日，我有幸亲临现场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认真听取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和建议后，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使全体与会者受到一次极其生动和深刻的教育。对我个人来说，聆听讲话确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现在，重温这一重要讲话，更加认识到其深远意义。坚决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讲话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特殊的使命。中外历史的实例说明，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和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思想的先导，也往往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时期。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就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因此，当今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创新、也是一定能产生理论创新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勇于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应有贡献。讲话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精辟阐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处的形势和任务，使我们深受教益，明确了自己的职责，激发了科研热情，决心为努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

　　第二，讲话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在研究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内的问题。这也是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所在。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党的领导下，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创造性探索，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前进的正确方向和走向繁荣发展的康庄大道。

　　第三，讲话不仅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而且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大任务。我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讲话深刻阐明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路和重要原则，就是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融通中华和世界一切优秀文化资源，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些年来，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进行了许多探索，取得了很大成绩。

　　第四，讲话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广大知识分子的关心、爱护和支持，同时也对大家提出了期望和鼓励。他希望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广大专家学者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树立良好学术道德，严谨治学，立志做大学问、真学问，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作为一名长期在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的老兵，回忆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进一步感受到其宏伟的震撼力和现实意义。我坚信，我国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导，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开创更加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代学人的历史使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瞿林东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已经五周年了。五年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此为指针，展开热烈深入的探讨，就如何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表了许多有启发性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设想，形势令人鼓舞。这里，我想就自己的学习和思考，讲几点认识，和同行们讨论。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讲到“学习”问题时，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要求。其后，他在《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要求。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和运用，以及党的干部工作作风和学风文风而提出的要求，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自信和中国文化的自信。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任务和发展前景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重要论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对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文化中的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自信，是对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继承和发展。

　　从历史学领域来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道路，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如何实现“三大体系”建设的目标，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历史使命。这个目标应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与中国国际地位、国际影响相一致，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相一致。生活在当代的中国学人，应自觉对这一历史使命的价值和意义形成共识，不断推进“三大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几十年来，我从事中国史学的研究，为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而感叹、自豪，对于彰显继承性、民族性的特点，自然多一些思考。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史学具有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可让今人作贯通的考察，进而揭示它的发展规律，而这种对规律的认识更能启发今人的思考。二是中国史学具有多种社会表现形式，加之官修史书和私人著史相结合，历史撰述的内容和类型丰富而多样，这是展现中国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基础。在此基础上，逐步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古代史学能与现代史学贯穿起来，现代史学得到古代史学优秀遗产的滋养，古代史学从现代史学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这样的史学内涵和史学面貌，是当代史学工作者所期待的，自应为之而努力。

　　当然，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尤其在理论建设方面，不应是封闭的，而应具有世界视野。所谓世界视野，既不是妄自尊大、菲薄他人，也不是唯外国学人是从、跟着别人走，而是互为参照、突出特色，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三大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一家之言”与“百家争鸣”的关系。由于学科门类的不同，所拥有的学术资源的不同，以及目前在理论层面上准备的不同，各学科在研究方法、路径、进展情况等多方面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各学科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前提下，自然会出现“一家”和“百家”的关系。若干个“一家”做得好，“百家”自然“水涨船高”；“百家”的水平高了，也会带动“一家”的提升。这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发展过程。二是注重研究成果的积累，即把理论探讨与实际研究成果的积累结合起来，使“应该做”“怎样做”和“已在做”结合起来，尽可能把已经明确了的理论认识落实到具体的撰述成果上。各学科的研究成果积累多了，“三大体系”构建的学术大厦就越来越牢固、越来越雄伟。三是始终坚守“自我”。所谓“自我”，即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有的学科历史资源少一些，讲学科建设难免要从外国（主要是西方）说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还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我以为，这就是坚守“自我”。坚守“自我”不意味着封闭，而是坚守中国特色的立场和本分。我们通常说的世界眼光、世界视野，也是在这一立场和本分的基础上展开和延伸的。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表述：关于中国学术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中中有外”，即中国学者的著作中有外国学术作参照，使之成为研究著作中的一个部分。此外，这种“参照”还可以有多种形式，或是把参照的内容作为注释，或是把参照的内容作为研究成果的附录。总之，坚守“自我”，彰显中国特色并具有世界视野，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中国学者关于外国学术的研究则可概括为“外在中中”，即外国学术在中国学者的专门研究著作中得以表述。

　　“三大体系”建设是当代中国学人的历史使命。当代中国学人将为此不懈努力，作出应有贡献。

聆听时代声音 回应时代呼唤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

　　2016年5月17日，我作为经济学界的代表参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的伟大号召后，更觉责任重大，要抓住时代机遇，推动能够帮助我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实现“知成一体”的目标，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期望。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1840年鸦片战争败于英国以后，如何推动民族复兴是中国知识分子锲而不舍的追求，“西天取经”一时成为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心态。经济是基础，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以后，经济学在中国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尤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地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

　　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按照西方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一次性消除计划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各种干预，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所主张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认为这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是中国却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发展奇迹，其他遵循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转型的国家，则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为何根据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失败，而中国没有遵循西方主流理论制定政策却实现了民富国强与西方发达国家并列于世界之林的夙愿？

　　西方的主流理论来源有二：一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主张的自由市场主义；二是解决西方某个时代的问题，如20世纪30年代西方遭遇经济大萧条后出现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者从理论所产生的社会发展阶段、产业、社会、政治、文化、价值理念等被马克思称为“结构”的变量中，“抽象”出理论中的决定因素，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或解决出现的问题，其他结构变量则被“舍象”而成为理论的暗含前提，被“舍象”的变量若发生关键性变化，原来的理论就不再适用，而会被新出现的理论所取代。发展中国家许多结构因素和发达国家有关键性差异，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自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若要实现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的“知成一体”目标，必须来自发展中国家总结自己经验或解决自己问题的理论创新。

　　从18世纪的亚当·斯密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知名学者多集中在英国；从二战以后到现在，世界上的经济学知名学者多集中在美国。引领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知名学者之所以会在时空上集中出现于一个国家，是因为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所解释的现象或所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发生在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一战后美国崛起，到了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将近一半，发生在美国的经济现象就成了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抽象出关键变量来构建理论以解释经济现象或解决经济问题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知名学者集中之地就先后出现在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英国和美国。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这为我国经济学界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

　　然而，要抓住这个时代机遇，必须改变我国经济学界过去流行的以西方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或以中国数据来检验西方现有的主流理论的做法，而要直面中国的现象或问题来进行理论创新。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当前，世界经济中心正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必然转移到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级经济学家也将在中国出现。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不仅能够为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和实现“知成一体”的目标作出贡献，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抓住各自的工业化现代化机遇，从而实现共享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教授 张江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相互割裂。他强调：“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这为学科的融合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培养新的学科生长点指明了方向。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本来是一体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两者逐渐分离开来，这是符合人类知识形态发展进步的内在逻辑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分工，就不会有人类知识的进步，不会有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但是，这种分工本应只是相对性的，因为不应该也不可能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截然分开。如哲学必须以总体性思维面对整个自然和社会。如果每个哲学研究者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天地，而不是不断开阔眼界，哲学是不可能有前途的。

　　我们一直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与融合。但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分野日益凸显。此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甚至同一学科内部不同研究领域之间，其联系也越来越松散和淡化，合作和交流越来越少。比如，我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但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是从人才培养，还是从科学研究来看，文史哲不仅分了家，而且隔膜越来越明显。

　　当今时代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更深入、多向度的对话与交流。当前，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的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单一的学科都不可能完全把握的。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手段造成颠覆性改变。同时，现代科技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持才能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只有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共同聚焦和联合协作，才可能为解决问题找到更完美的答案。如果没有哲学社会科学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创新等方面的引导，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是难以实现的。同样，如果不关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很难保证，也很难走出自己的新路。交叉融合既是发展趋势、创新路径，也是现实需要。

　　自然科学研究如果不融合一些人文精神，或者不在人文精神之光的照耀下发展，其意义和方向就可能出问题；同样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如果缺乏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其结论和价值也必然缺乏坚实的根基。

　　科学精神是一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科学精神就是立足客观事实，依照理性要求，求真务实；按照基本逻辑规则梳理思想，表达见解。毫无疑问，哲学社会科学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也许同时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历史上有若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进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例证。近年来，我本人在从事阐释学特别是强制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研究时，就曾多次借鉴和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概念。这种在人文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的尝试，成败自有评说，但还是有积极意义的。随着大数据的引入和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普及，对于借助自然科学方法和概念论证、阐释、描述精神现象的意义，我们或许可以有更多期待。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 王学典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吹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新时代再出发的号角。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继承性和民族性的特点，这一论断明确了传统文化在中国话语体系中的责任和角色。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强调：“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前，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角力的焦点，必须将优秀传统文化当成重要的国家资源来对待。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挑战性在于：传统的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理念、人文追求，能否直接应用于现代国家的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这句话给我们以极大启发：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对其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和冶炼。以儒学为例，儒家学说中所蕴藏的丰富的社会发展理论，经过社会科学化的升华和处理，使其精华进入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体系中，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今天，“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早已过去，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传统人文理念。必须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样态，将传统文化重新理论化、重新概念化、重新体系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依托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手段和分析技术，赋予它们全新的现代学术品格。如此，则可实现一箭三雕：既能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又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更能为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提供便利。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很有意义的探索，如有学者采用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论证了孟子“性善说”的有效性；有学者以政治学为工具，将中国古代的“选贤任能”凝练成“贤能政治”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这些尝试都为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当然，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不能满足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需要，还需要对更多的传统文化要义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比如，儒家的“礼”，能否经过现代政治学的审视并为其提供智慧？儒家的“法”，对今天的法学能提供什么样的参考？儒家的“义”与“利”，对今天的经济学是否仍然具有启示？这些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索的课题。

　　众所周知，欧洲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曾一再返回它的古希腊源头去汲取智慧，尤其是14－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更是为欧洲带来了科学与艺术，结束了欧洲的中古时期，但返回古希腊的文明源头，并非将古希腊文明原样复活，而是返回源头汲取活力，进行创造性转化，这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之路。今天的西方，没有人会继续抱着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去治国。我们今天同样可以在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的过程中，返回源头，汲取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以促进中国文化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

　　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的冶炼，才能更好地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实现文明互鉴的目标。这是因为，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是当今世界通用的“学术语言”，作为近代才发展起来的科学性的理论工具，社会科学铸塑了为知识共同体普遍接受的认知模式和思想方法。通过社会科学化的转化，使“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的文化符号，才能够为多元文化的沟通搭建桥梁。

　　对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冶炼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转换，这一过程内含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再挖掘、再创造、再凝练、再诠释，它既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辨析和萃取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愿景的积极因素，也能帮助我们更加审慎地检视传统文化中难免存在的一些不适应当代人类发展共同准则的东西。“双创”当中包含着“扬弃”，我们有这份自信。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 沈壮海

　

   五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我非常荣幸参加了这次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代表在会上发言，向总书记汇报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点滴思考。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与在场的百余位代表一样，心潮澎湃，感觉到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头的责任，更有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必须旗帜鲜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讲话全篇的灵魂。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理论、历史、现实多个维度，精辟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和时代意义，深刻揭示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之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系统阐述了在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其中的重要论断包括：一是“发展起点”论，强调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二是“根本标志”论，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三是“指导思想”论，强调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四是“主体内容”“最大增量”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五是“重要任务”论，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六是“理论创新”论，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七是“科学态度”论，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八是“实践要求”论，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这些重要论述有机一体，透彻阐明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展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展现了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加鲜明地立起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思想之帜，有力引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实践进程。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扎实推进，一批批标志性成果接连推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将之转化为清醒理论自觉、坚定政治信念、科学思维方法的自觉性不断增进；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中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现象正一步步有力扭转；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受到广泛关注，支持举措越来越多，规模日益壮大，内涵建设日益深化，迎来了学科建设的“春天”。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彻底改变“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等状况，还需要我们持续努力。

　　在新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在以下几方面更扎实地推进建设。一是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进一步充实学科力量、凝聚学科方向、优化学科布局，进一步丰富学科发展资源、汇聚学科创新要素、营造优秀学术文化生态，推动学科的内涵发展、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术创新活力、学科辐射影响力、理论社会引领力。二是要持续有力地推进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人才培养中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教学和研究中的融入贯穿，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科学思维习惯，同时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普遍性提升。三是要有力弘扬优良学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推进学风建设，最根本的一项要求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有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我们每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便能够自觉地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有所贡献。

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

　　时间过了五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的诸多细节仍历历在目，犹如昨日刚发生。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讲，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讲话啊！

　　会上，作为青年学者代表，我以《下一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为题讲述“我们以亲身的经历越来越感受到，当代中国实践是伟大的，对人类文明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独特的经验与财富……新一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应研究好、总结好、发扬好，让中国的经验影响全世界”，“我们已经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在一代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持续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根本解决‘挨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者尤其是智库学者指明了未来工作的努力方向。

　　事实上，近年来，在各方支持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正在快速提升。在各大国际知名论坛上，中国学者的身影已频频出现；在许多国际媒体中，常见中国学者的文章或采访；中国学者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推介翻译至国外出版；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经费与项目越来越多；推动中国学者走出去的制度日益完善。这些积极的变化都源于五年前的那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进展是明显的，但要看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空间仍然还很大。未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还要解决“如何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点：

　　如何更好挖掘、梳理与总结中国实践。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不是简单复制传统历史进程，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模板，不是简单挪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更不是翻版他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中国实践有着自己的新经验、新模式、新道路，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突破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重新提炼出具有规律性、学理性的新理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如何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尽管中国声音在海外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写入了联合国文件，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在日益激烈的中外舆论战中，中国在多数时候仍是被动的。尤其是近年来，国际舆论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西方媒体与智库对中国的抹黑之势愈加明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际上发声、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任务变得更紧迫、更有时代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是对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期许，也为我们提出了新任务、新目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不负重托，完成这个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