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学学者在确立学科自主性和本土化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批学者结合中国实际，基于田野调查开展学术研究。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并尝试提出中国的政治学概念，政治学“田野学派”的雏形开始显现。
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它基于实践提出了哪些基本概念？未来，政治学“田野学派”计划开展哪些研究？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徐勇。
重新反思西方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政治学研究一直面临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之间的冲突。西方学者按照普遍主义原则，通过概念移植或概念调适来解释中国政治问题。如何处理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政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的重要问题。对此，请谈谈您的看法。
徐勇：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直到20世纪才在中国出现。在相当长的时期，我国政治学存在一种突出倾向，即追随式研究——追随西方学者的思想，并以是否符合西方理论为标准开展研究，对产生于西方的理论缺乏足够的反思意识。
随着中国道路的形成，学者们开始有了理论自信和学术自觉，注意到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进而反思已有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关系。对此，我认为需要分类分析。
一是学术洞见。广义的西方理论是指近代以来由西方人创造的理论。这些理论的相当部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即使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西方政治学的许多理论、概念、方法等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离开了某些概念，很难将中国经验理论化、概念化，并使之普遍化。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某些理论是可以共享的，并寓于中国经验之中。
二是学术局限。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局限性，都受到生产者所处时代和认识方位的限制。在中世纪向近代转变之初，西方力量并不强大，对于中国充满着美好的幻想。随着近代西方的崛起，西方理论一家独大，站在一个历史的高点上，形成了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民主与专制的二元思维，并通过建构一系列概念去定义世界，构成了一个“规范的世界”，由此将人们的思维限定在一定的框架之内。人们长期身处其中而不自觉。这些固化的概念并不能对变化着的世界，特别是急剧变化的中国经验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
三是学术偏见。需要重视的是，西方人在定义世界时，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可能会对同样的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从而产生学术偏见。
因此，要对西方理论加以分类，进行认真清理和辨析，从而了解其价值和局限。特别是，要从中国事实经验出发重新认识和反思西方理论，对自由、专制、人权、威权、“早熟”等一系列概念进行梳理和清理，弄清哪些概念是可以共享的，哪些概念具有局限性，甚至是偏见。只有这样才能走出“追随式研究”局限。
探索政治学本土化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政治学研究在本土化方面，作了哪些努力？
徐勇：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的政治学处于学习和接受状态，只是在研究中形成了不同的方法、风格和路径。这就是基于文献的规范研究和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中国在历史上长期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创造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吸引了政治学者的关注。基于 “实际、实证、实验” 的“三实”原则，中国政治学人的视野开始从文本中走出，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关注“是什么”的问题。
一旦进入田野，研究者就能发现大量与书本不一样的事实。通过发现事实，政治学研究开始进入全新视野，走向本土化道路。这个过程是一步步展开的，也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第一，将居庙堂之高的政治学引入处江湖之远的农村田野，过往不被重视的广阔田野上的民众生活及其政治行为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第二，要了解农民的政治行为，必须以实地调查为基本研究方法，强调“现场主义”。即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力图从农民的角度而不是从研究者的角度研究农民的政治行为及其支配逻辑。第三，不断深化调查，并形成调查自觉。即强调事实先于价值，在着力弄清“是什么”的基础上探讨“为什么”的问题。第四，在调查与研究中构建起学术分析视角与方法。方法论方面的底色决定特色、原点决定路径、原型规制转型。此外，还有研究范式方面的价值—制度范式、条件—形式范式。第五，在调查自觉中形成理论自觉。任何理论都基于事实，但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穷尽事实。只有通过调查发现事实，才能在发现事实中构建原创性或独创性理论。
当前，中国已有一批学者努力通过理论视角创新寻找突破点，进而将政治学的分析目光投向乡村基层，体现了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上的学术自觉意识。他们在个案调查基础上，开展大型问卷调查；同时，将社会实验的方法、比较分析、话语分析、博弈分析等其他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这些都为政治学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发展趋势下，“概念本土化”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田野政治学研究在这方面作出了哪些努力？
徐勇：与西方相比，中国政治学全面起步才数十年，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是学习和追随，其自主性努力比自然科学更困难。尽管如此，觉醒后的中国学者的重要使命便是基于“经验的世界”对“规范的世界”概念进行清理和辨析，并对“经验的世界”加以概括和解释。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学学者在确立学科自主性和本土化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效。这是因为，中国政治学必须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研究。这一研究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和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引入外来概念并根据中国实际进行加工，从而实现创造性转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概念。中国本身有丰富的治理实践，但没能成为一个学术概念。20世纪90年代，“治理”作为联合国文件中使用的概念，进入中国。中国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学理性阐释，赋予其中国意义。这一概念在中国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从“乡村治理”“社会治理”，一直扩展到“国家治理”。其二，在实际生活中，学者们发现许多事实现象无法用现成概念进行表述时，就会寻找新的概念加以概括和解释。
但总体来看，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政治学在学科本土化方面还缺乏充分自觉，特别是在构建自主性概念方面还有欠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实践创造了丰富经验，却缺乏相应的概念对其加以概括和解释，存在“概念赤字”现象。中国之治与中国之理之间严重不对称。大量的研究只是一种叙事表达，而不是由独创性概念构成的学理表达，造成“有理说不出”的困境。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一些学者提出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议题，主动设置议题，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自主性和学术自觉；一些学者力图从中国政治出发来理解中国政治。
概念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基础。通过自主性概念强化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和本土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要根据中国经验提炼概念，同时也要注意概念的一般性和共享性，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通过概念来理解事物和说明问题。
构建中国政治学“田野学派”
《中国社会科学报》：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徐勇：一个学派的形成，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长期接续努力的过程。田野政治学一开始并没有学派自觉，只是基于田野调查研究形成独特风格。经历了30多年持续不断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政治学“田野学派”的雏形开始显现。
社会科学是对人的研究，对人的研究也有不同路径。从政治学角度看，表现出两种取向：一是以抽象的人民整体为对象的制度建构，二是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为对象的行为模式研究。政治学“田野学派”主要是后一种取向。在研究方法方面，该学派以田野实地调查为主要方法。方法服从于研究对象。要研究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及其行为模式，就要对具体的人及其处境进行实际考察，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形成观点。
从根本上说，中国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研究学派，是相对于传统政治学规范研究而言的。其主要使命是尽可能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着的事实现象，去寻找事实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它与规范研究尽管在出发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推进政治学科发展。它研究制度下的人，但不排斥制度，且将制度作为对人的研究的重要基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政治学“田野学派”基于实践提出了哪些基本概念？
徐勇：20世纪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巨大转折时期。进入21世纪，经历过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代人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也会将丰富的传统农村记忆带走。前些年，我们的工作重点在田野调查，特别是对传统社会进行大规模的抢救式调查。2015年，我们启动了“中国农村深度调查”工程，分八大区域对全国农村进行普遍调查，获得数亿字的调查资料。通过这一大型调查，学者们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随着调查的推进，我们开始根据新发现提出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来概括我们所发现的事实。
农民理性扩张。在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世界工厂”的进程中，农民工功不可没。我们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了对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生存逻辑与书本上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他们主动要求加班加点，每天工作达16个小时，目的是多赚点钱。他们的行为不仅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家庭的命运。支配他们行动的逻辑是长期农业社会形成的理念，这种理念因为在工业社会能够获得更大收益而形成理性的扩张。农民工这一称呼本身就体现了两种社会交替时期的要素叠加的特点。他们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只是没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我们通过“农民理性扩张”这一概念来概括农民工的创造及其行为逻辑。这也是田野政治学将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及其行为模式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自觉的起点。
家户制与家户国家。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便是包产到户，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责任制。我们开展农村调查，用的是“进村入户”方法。在一过程中，我们用“家户制”概念来概括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特性，以与西欧的庄园制、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非洲的部落制相区别。中国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也创造了世界上特有的农村基础制度。中国这个国家就是由无数个家户组合而成的。我们将家户制这一概念延伸到政治学领域，提出了“家户国家”的概念，将“家户”作为国家和国家治理的根基。
韧性小农与韧性国家。中国在历史上长期是以家户小农为基本单位的。小农既有规模小而产生的脆弱性，也有在艰难困苦环境下顽强生存发展的韧性，只是后者在理论上被遮蔽了。我们在大规模田野调查中感受和体验了小农自强不息的坚韧性。这种坚韧性来自农民对自由的理解。近代西方强调自由即权利，是人应当具有的地位。而传统中国农民理解的自由是责任。只有履行对家庭、对祖先、对国家的责任才能达到自由状态，强调的是付出与收获的对等性。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责任支撑着一个大型文明体的延续，也形塑了中国的特性，即韧性国家。西方政治学者用“威权韧性”来概括中国，不仅带有极大的偏见，而且缺乏对韧性的进一步解释，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国家韧性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祖赋人权与历史权利。我们在南方农村调查时发现大量地方还保留着祠堂，一个村的人围绕祠堂而生存，所有村民都是同姓。他们凭借着与同一祖宗的联系而获得相应的资格、权利、地位和责任。这种现象是近代西方政治学流行的“天赋人权”这一概念无法概括的。为此，我们以“祖赋人权”这一概念加以概括。这一概念强调人的权利不是建构的，而是历史形成的。人是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权利与历史有极强的关联。祖赋人权意味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联结。只有对历史作出贡献才能取得相应的资格和权利。这种权利是历史权利，也是集体权利；是个人权利，也是个人责任。
治水社会与治水国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治水与中国的国家起源密切相关，并一直与中国历史进程相伴随。我们的田野调查将治水作为重要内容，通过调查发现，治水是一家一户无法完成的工程，只有联合起来形成治水共同体才能达成目标。这种由当事人参与的社会治水构成了一个自治性的治水社会，使得农业生产得以持续。由于小规模治水不能满足大江大河治理需求，国家的治水职能应势而生，治水国家由此产生。治水内生于社会和国家之中，并形塑着中国的社会和国家特性。这种基于内生需要形成的社会与国家，有其天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由此，也扶正了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以先入为主概念而颠倒的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政治学“田野学派”计划开展哪些研究？
徐勇：政治学“田野学派”强调理论的源头在于田野，要从田野实践中去发现和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它要以事实现象为依据，同时又要善于发现事实现象背后具有普遍性的逻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超越一定事实现象的、具有共享性和普遍性的分析范式。例如，近几年，我们依据田野调查，提出了“关系—行为”“国家化”的分析框架；出版了《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关系中的国家》（第一、二卷）等著作。今后还会推出一系列相关论著。
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是对调查材料进行深度挖掘，将调查材料理论化，从调查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这是比田野调查更为艰难的工作。由经验到理论，将经验与理论融为一体，中间存在多种联结机制，需要足够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对事实进行精细加工，并从事实中提炼理论。
未来，政治学“田野学派”的主要工作有三个方面。其一，将田野调查延伸到政治学的核心领域——国家，打通田野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联结。田野政治学研究国家，主要是研究国家起源与基础。换言之，就是研究田野社会如何塑造国家，国家又如何与田野社会形成互动。其二，将田野调查延伸到学理研究，通过提炼概念，打通田野与政治学理论的联结。田野政治学的相关概念要源于经验事实，具有原创性。其三，将田野调查延伸到方法论层面，通过建立分析框架，打通田野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