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旅游成了各类人群共同的消遣方式，成为人人渴望参与的休闲活动。随着单纯自然景观对游客吸引力的不断下降，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往旅游产品中注入文化内涵，于是，各种假名胜、假古迹、假习俗之类的东西应运而生。让你在花了钱的游览中，分不清哪些东西是原生传承下来的，哪些东西是能工巧匠在地方官员授意下精心炮制出来的赝品。造假竟成了当代旅游产业一道独特的风景，这岂非是对当代文化旅游业的一种嘲讽？
贵州这样的地方搞旅游是不需要造假的。胜过鬼斧神工的独特自然山水，多彩奇异的民族民间文化，源远流长而又朦胧神秘的历史故事，都是客观世界的赐予和漫长岁月积累下来的资源。但贵州人在发展旅游产业时，依然免不了受到追风潮的感染。
为增添旅游活动的内容，编造一些本不存在或早已消失的民风民俗；修建一些不伦不类连自己也无法断代的仿古建筑；附会一些与本乡本土拉不上关系的传说故事，千方百计与历史上的名人大事攀附关系以提升本地区的知名度等等，类似现象在生活中并不少见。
大概因为明朝初年贵州才划为行省，明清时期的人和事在贵州被炒作得也就特别多。前些年曾听到关于明太祖朱元璋的祖籍并非淮西，而在贵阳附近某地的惊人发现，不久又有好几个县相继传出发现李自成宠妾陈圆圆墓的消息，更有某县找到了吴三桂的军事城堡，已由来自京城的专家认定的新闻见诸报端。
在文化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它的经济功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文化取向的今天，懂得历史文化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渴望在逝去的岁月中挖掘到更多的财富，是完全可以理解也很值得欣慰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是其他任何地区难以比肩也无法取代的。作为贵州人，大可不必眼红那些被他人炒得很热，已经耳熟能详的古人和旧事。一味去钻那样的牛角尖，只能说明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资源缺乏自信。
元末明初有一个很会生财的江南人，叫沈万三。这个民间传说多过历史记载的人物，据说因为富到让皇帝流口水的程度，被朱元璋放逐到了云南，最终在西南荒僻之地度过了余生。沈万三的本名叫沈富，万三只是他的俗名。一些学者解释说，万三是万户之中三秀的意思，所以又称沈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没有人愿与大地主兼商人的沈万三沾上关系的，那会惹来许多麻烦。但如今以富为荣，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又是大势所趋，于是，这个被称为江南首富，又是唯一敢跟皇帝较劲的封建富商沈万三，一下被拔得很高。凡是他曾经到过或能与他沾上一点关系的地方，都在想方设法贴上与沈万三有关的标签。
位于上海、苏州之间江南水乡腹地的周庄，已经有了中国第一水乡的美称，仍觉得不满足。周庄人宣称周庄是沈万三的立业之地，大打“沈万三牌”并举出《周庄镇志》中“万三住宅在西北半里许，即东庄地及银子浜、仓库园亭与住宅互相联络”为证。南京人因为沈万三的诸多传说都以南京为背景，不遗余力地渲染沈万三曾在南京长期居住，还指证说沈万三在城南有九十九间半大房子，白鹭洲是他们家的花园，现在的堆草巷和马道街就是沈家堆草、放马的地方。还引述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指明南京会同馆是沈万三的故宅，玄武湖是沈家的后花园等等。云南则在沈万三流放后的经历上做文章，称沈万三是获沐英的帮助才得以到云南，后来拜云游至滇的张三丰为师，隐居大理附近的西山。于是丽江也有了与沈氏有关的沈家村和各种建筑遗迹。
贵州与江南首富沈万三扯上关系是不久前才发生的事。1996年春，一本内部编辑的《沈氏族谱》记载说，沈万三的次子沈茂当年因避难而藏身贵州，并繁衍留下了后代。某位来自南京的民俗学家，经过一番调查，得出了“出于保护自己子孙考虑，沈万三将后代裹挟在沐英的大军中南下滇黔一带，在沐英派出的陈、郑等军官的照顾下，沈万三的后人极其庞大家族隐姓埋名在屯堡”的推论。并认为这个沈万三的后裔可能就是他的次子沈茂，因为长子沈旺及其后人先后遭到了朝廷的算计，而唯独历史对沈茂没有任何记载。
没有记载成了最好的记载。“沈万三后裔在贵州”一经结论，“贵州省平坝县天龙屯堡发现明朝首富沈万三次子沈茂的后裔”一类的消息不胫而走，并有了天龙屯堡沈氏族长一行11人，在南京秦淮土地上的寻根之举。
新闻界对这趟沈氏寻根给予了高度重视，详细报道了“寻根团”的行程。报载：寻根团寻访了沈万三在南京的有关遗址、遗迹、街巷，如箍桶巷、木匠营、赛公桥等，特别是南京明代的聚宝门(现中华门城堡)，南京城南高大城墙使他们为先祖而骄傲，这是他们先祖沈万三留世最杰出的建筑遗址。600年后，他们虽然成了贵州人，但在屯堡文化中，他们依然保存了在南京已经消失了的语言、古曲、习俗、服饰等。
然而，出生于吴兴南浔的沈万三并没有在南京居住过。他与其弟沈万四先后迁居长洲东蔡村、北周庄、周庄，在周庄客居的时间最长，直至获罪被流放云南为止。南京马道街的沈万三故居也不过是沈万三后人移居南京后的住所，与其本人并无关系。沈万三从来没有在南京居住，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公论。
屯堡文化是贵州神奇大地历经600年历史积淀保有的一块文化品牌。早在《沈氏族谱》编制完成前，它已经享誉国内外。
100多年前，一位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发现了贵州屯堡令人惊叹的文化现象，为居住在屯堡里的人们拍摄了一些照片，将他们称为“屯田凤头”。20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伊东中太等先后来到安顺考察，他们听到当地人将屯堡里的居民称为“凤头鸡”“凤头苗”。于是，有了屯堡人是贵州一种少数民族的误解。有的人甚至把他们有着明代遗风的长袍大袖、围裙、腰带当作少数民族服装，连他们所保持的中原音韵也被当作少数民族语言。其后，国内社会学家们也展开了对屯堡现象的研究，最终认定这群与众不同者属汉族，是明代屯军的后裔。并因为他们生活在屯堡内，学术上将其命名为“屯堡人”。
凡到过贵州安顺一带屯堡的人，无不陶醉于那充满大明遗风的文化氛围。那里的民居、语言、服饰、饮食乃至娱乐方式，处处透着奇特与神秘，令人产生无尽的历史追思。
在安顺的屯堡，从寨墙、院墙到住房，清一色由石头修砌而成，让人领略到一种耕战结合的强烈自我保护意识。屯堡人以农耕为主要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处处显现出稻作文化的特点。男人们内穿白色对襟汗褂，宽脚长裤，外罩青布斜襟长衫。这套装扮，行走坐地时，给人一种充满翩翩气度的感觉。下田劳作时，只需下襟往腰间一挽，裤脚高卷，即可放开手脚干活。屯堡妇女的衣服同样是宽袍大袖，常见的装束为青布宽袖镶边大襟衣，配以黑布围裙，滚边绣花长筒凤头鞋。据说屯堡妇女的这套服饰，也是明朝时江南一带盛行的打扮。
屯堡人在生活中保留了较多古代习俗。每个家庭都会做粑粑、腊肉、香肠、血豆腐、干菜，这些东西经过烟熏火烤和腌制，成为既便于储存，又容易携带的食品。屯堡人除了保留着已经很少见的正月花灯社火和七月放水灯习俗外，那独具一格的屯堡地戏，那种面挂青纱、头顶面具，以征战沙场忠君报国为题材，高亢悲凉的演唱，犹如向观众展示屯堡人遥远的过去，诉说他们数百年生活的艰辛。
安顺屯堡文化现象不唯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在一个有着数十个民族居住的省区，在受独特自然生境与社会生境作用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分布格局下，一个族群竟能经受长达数百年的岁月侵蚀，在与周边各族的日常交往中，既满足族际之间往来的需要，维持族群的生产与生活，又近乎完整地守持住自己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现象，除了贵州屯堡人，迄今还没有第二例。许多解释把屯堡文化归结为明代屯军后裔“自我封闭”固守原籍传统文化的结果，这似乎把屯堡文化简单化了。
贵州是一个移民之省。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搞“募豪民，田南夷”时，成批的汉族移民便进入了贵州高原。唐朝时杨端率兵入播，同样也是一场以军事为目的的移民活动。经过不断的民族迁徙、交流与融合，历史上的汉族移民大多融入了贵州高原的社会生活，其中一些人继续保持着汉民族身份，一些人则转变成所在地民族社会成员。在贵州，改变民族成分的汉人比比皆是。不仅由巴蜀迁入的南中大姓很少保留汉族成分，来自太原的杨氏宗族，也被一些学者们认定为少数民族。唯独明初随军由江南来贵州屯戍的屯堡人，竟然经历数百年的历史洗礼之后，依旧守持着固有的民风习俗，仿佛成了一支完全跨越时空的队伍，这岂非一种特例？
屯堡这个东西在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少见。自从西汉王朝发明强制农民或士兵耕种国有土地、由国家征收一定数额田租这一套办法，屯田制便开始大行其道。到曹魏时，屯田制发展得更加完整，有了民屯和军屯之分。军屯以士兵为屯力，60人为1营，一边戍守，一边屯田。朱元璋虽然不是屯田制的首创者，但在他的心目中“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如屯田”。因此，实施屯田是明朝解决军需的主要手段。按照明朝的军籍制，打仗的时候，军士必须带着家属一起走。在哪里戍守，便在哪里屯田。于是明军所至之处，便有了大大小小的屯堡。贵州有，湖北有，湖南也有。
湖北施州是卫所屯堡较为集中的地区，恩施、利川、咸丰等地都有相关的文化遗存。新编《湖北省利川县地名志》中，记录有屯卫文化遗存的就达30余处。但湖北的屯卫并没有如贵州安顺这样形成独特的屯堡文化景观，屯军多与当地各少数民族混居，经过数百年的文化交融，屯军或屯民后裔中的许多人已融合于当地的少数民族，成为少数民族的成员。
湘西的凤凰古城堡，是国务院核定的第六批“国保”单位，虽被宣传为“屯堡文化的中国记忆”，但它所表现的是古堡寨的军事防御体系、遗存的军事设施功能、行政机构、官职、驻兵配置等，其价值主要在于对古代军事文化史的研究方面，与贵州屯堡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后人往往依据所见所闻的文化表象去追寻和推断某些文化的源头，思路虽无可非议，结论却未必靠得住。遗传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无论个体或群体的人，都不免要带上祖宗形形色色的遗传基因。生物的遗传基因是很难更改的，社会生活中的文化遗传(学术上常常将其称为传承)基因，则很容易受到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时间越长变化越大，许多文化基因会变得面目全非，有的甚至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
人们从屯堡人集中居住于屯堡内，而认定安顺地区的屯堡人是明代屯军的后裔。因为持这种看法的人比较多，连屯堡人自己也沿着这条线去回忆祖先的历史足迹，于是他们生活中的许多东西，被解释为“回忆祖先的显赫军功，思念着江南故土的清风明月；不改乡音，不改服饰，不改祖先崇拜的心理，不改生死歌哭的仪式。在大山的封存中，守持着固有的文化传统”。
近年有学者对这一结论提出了异议。明确指出“屯堡人的形成和明初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绝不能据此而认定屯堡人就是明朝屯军的后裔”，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
卫所制度是明王朝废除元代军事制度的产物。洪武年间是卫所发展的全盛时期，贵州境内的卫所大多是那一时期设立的。明政府虽然自京师以达各地都遍设卫所，但不同地区的卫所，在职能上是有区别的。按照明政府的规定，凡有卫所的地区都必须屯田，但“临边险要者，守多于屯；在内偏僻或地虽险要而运输艰至者，皆屯多于守”。贵州复杂险峻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了以屯田为主的地区，屯垦和发展生产成了贵州屯军的第一要务。
朱元璋非常看重贵州的战略地位，因此在贵州设置的卫所也就特别多。“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是人们对贵州卫所密度的极好概括。整个明代，贵州设置了30卫，140余所，这些卫所绝大多数设于洪武年间。卫所多，屯军就多，明朝在贵州的屯军最多时达20万户，近百万人。拖家带口的屯军们实际上成了一批拿着武器的屯田农民，他们以最廉价的方式为中央王朝从事农业生产，提供各种军需。
但必须看到，屯军毕竟是从属于封建王朝的武装，明朝的屯军只服务于明王朝，到了清朝便不可能继续为统治者所接受。很难想象，当清王朝对贵州的统治确立以后，当权者仍然眼睁睁地看着数以万计的亡明军队后裔聚集在处于军事要冲的屯堡里，让他们无所顾忌地保留各种明朝的生活习俗和仪式，听任他们洋洋自得地固守着祖宗过去的荣耀。
即使在明朝长达200余年的统治中，屯军必须带家口是有规定的，但却没有屯军永不换防的规定。一支驻军从明初一直到明末，两百多年都驻扎在同一个地方，这种情况也让人不可思议。
距平坝县城13公里的天龙屯堡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居住在这里的屯堡人，堪称安顺屯堡文化的代表。在旅游宣传中，将他们介绍为明朝屯军的后裔，说他们的祖先于明初应征入黔屯田成边，“今天的屯堡人仍旧身穿大明朝的长衣大袖；仍旧跳着大明朝的军傩(地戏)；仍旧沉湎于老祖宗‘插标为界，跑马圈地’的荣耀之中”等等，都是无可非议的。在当代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中，屯堡人的确是600年凝聚的一个谜，值得人们去了解，去寻访答案。
然而，天龙屯堡的居民们，是否就是洪武年间南征明军的后裔，就很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了。平坝卫初置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卫治设于今平坝县城。这里是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交通要冲，素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称。明、清两朝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它的战略地位。明初平坝卫的屯军约5400户，分置5个千户所，列50屯堡。一部分属南征留守军，另一部分则是明政府特准从长沙等地三户抽一编为屯军，派到平坝卫屯戍的军人。因此，天龙屯堡人的先祖，并不一定都是原籍江南一带的南征明军。他们所保留的习俗，也未必都是源于江南一带的“大明遗风”。
平坝卫的建置虽然沿袭到了清代前期，但其间变化很多。万历三十年(1602年)安顺州改为安顺军民府。崇祯十六年(1643年)，设驻平坝卫的安顺军民府同知一员。清顺治年间，卫的设置继续保留，但行政、军政分设。卫世袭掌印指挥被撤销，改由守备管军；世袭的千户也改由非世袭的千总接任；镇、协、营、汛自成系统，取代了原来的军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改平坝卫为安平县。至此，明朝在平坝地区设卫设堡的最后一点痕迹也被清除。以后，文职知县总揽了县的一切行政事务，原设的职官和驻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驻安平汛的清军共4营，统由千总管理。
明清之际，安顺、平坝一带经历过多次战乱。先是明宣德年间水西阿闲的起义，接着是天启年间安邦彦的围城，清顺治年间孙可望一度占据平坝，吴三桂反清时，更是将安顺、平坝作为进军和运输粮饷的通道。面对数不清的战乱，动荡不定的局势，清朝统治者当然要大大强化对这一重要战略地区的控制。
顺治十七年(160年)，清廷决定设置云贵总督，同时规定云贵总督必须半年驻安顺，半年驻曲靖。第二年，为加强对黔中腹地的扼控，又下令贵州提督驻防安顺。康熙元年废除云贵总督，改设贵州总督时，规定总督衙门仍设于安顺城内。在如此严密的统治下，如果屯堡人确属明朝屯军的后裔，任何一位清朝统治者，都很难让他们照常平静地生活在带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屯堡里。
除了作为明军后裔能否拥有数百年不变的社会生境之外，屯堡人生活习俗中的许多东西，是否真是从江南移植过来的，也有不少值得考察和研究的地方。
当我们用“屯堡是明代耕战经济在贵州安顺的历史遗存”来宣传屯堡文化，将它概括为“明代古风，江淮余韵”的时候，很容易忽略对安顺地区乡土历史文化的关注。对贵州屯堡文化的解读，如果一味在时间上与明朝、地域上与江淮攀靠，不仅极易造成视觉上的局限，还有可能把自己搞迷糊。
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民国以前，安顺地区通行的男人服饰为大襟长袍和对襟短衣。汉族妇女则多穿青、蓝、浅蓝色上衣，“袖子短而袖口宽大，长宽各有尺余”。系丝头腰带和围腰，穿尖头绣花鞋。未婚少女垂长辫于后，两耳上方流发呈半圆。结婚后则挽成发髻，戴发网，包青色或白色头帕。这种服饰与屯堡人的服饰之间有许多相同的文化因素，极有可能是本地区民族文化长期交流的产物。
“安顺一大怪，石板当瓦盖”，石板房是黔中安顺一带民居的特色。由于当地石板资源丰富，就地取材修筑房屋成为传统。安顺民居一般选择有水源且依山之处修建，常由三至五间正房和厢房组成院落，以块石作墙，石板作楼层及板壁，配以石木雕刻装饰，临街窗下砌成台面或铺面，用于经商做买卖。如天龙屯堡那样的建筑结构，正是在充分吸取当地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建造出来的，自然也不可能是从江南移植过来的建筑艺术。
至于地戏则是长期流传于安顺地区的古老民间剧种。《续修安顺府志》载：“时当正月，跳神的村寨锣鼓喧天，极为热闹。跳神者头戴青巾，腰围战裙，额带假面，手持刀矛，且唱且舞。所唱戏文或为东周列国故事，或为仁贵征东、丁山征西、狄青平南、说唐、杨家将故事，都属武戏。”地戏多在露天演出，演员全由男性担任，角色分生、旦、净、丑。出场角色头戴面具，面罩青纱。面具称为“脸子”，分文将、武将、老将、少将、女将，俗称“五色相”。据1995年出版的新编《安顺市志》统计，仅当时的安顺市城乡，就有地戏班子184堂。我们所看到的屯堡地戏，实际上正是广泛流行于安顺地区的民间“跳神”，同样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那种认为“屯堡地戏就是由军队带入贵州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的观点也很值得商榷。
屯堡文化是贵州历史积淀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它的原生性、独特性、神秘性、完整性都是无可替代的。许多事实说明，屯堡文化并非明初屯军后裔“自我封闭的产物”，更不是长期缺乏族际交流形成的所谓“文化孤岛”现象。屯堡文化自有本身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它无需攀附其他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同样可以大放光芒，同样可以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兴趣和高度关注。屯堡文化的诱惑力，正在于它有着诸多迄无法驱散的迷雾。
无论是平坝天龙屯堡，抑或是位于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以云山、本寨、雷屯为主的云峰屯堡，都是贵州屯堡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开屯堡文化的神秘面纱；在合理保护与传承的前提下开发和利用它，才是我们对待屯堡文化的正确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