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8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5版，集中展示推介贵州省“三大战略行动”重大专项课题优秀成果。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社科研究工作更好地服从服务于省委、省政府工作大局，2018年底，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面向全省社科界推出了贵州省“三大战略行动”重大专项课题，旨在深度挖掘、总结提炼贵州深入推进“三大战略行动”取得的宝贵经验和巨大成就，全面系统反映贵州在脱贫攻坚、农村产业革命、易地扶贫搬迁、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工作的实践和理论成果。目前，这批课题研究顺利、成效明显，产生了一批实践价值突出、学术分量厚重的优秀研究成果。现在，贵州省社科规划办通过《中国社会科学报》摘报部分优秀研究成果进行集中推介，以期充分展示“三大战略行动”对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并为贵州省委、省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参考和借鉴。
贵州协同推进“三大战略行动”的启示
贵州财经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赵普
贵州作为全国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国家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中共贵州省委在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实施“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这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体现。贵州积极推进大数据与大扶贫有力结合，筑牢脱贫实效；推进大生态与大扶贫有效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大数据与大生态有机耦合，践行绿色发展。“三大战略行动”覆盖自然生态空间全方位，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将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置于整体系统思考，从理念贯通、内部互通、产业打通三方面入手，在实践中协同推进，取得了“1+1+1＞3”的协同效应，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事实证明，“三大战略行动”是贵州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加快发展的新路径，坚持“三大战略行动”协同推动、耦合互动、融合联动，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效益倍增。在做法和经验上主要有以下三点启示。
一是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上“因地制宜”协同推进。贵州“三大战略行动”在资源禀赋不同的地区推进的着力点不同。如在经济条件较好的贵阳、遵义和贵安新区主要表现为“2+1”模式，即把大数据和大生态放在第一位，大数据既作为发展的关键支撑也作为发展的主要内容，大生态既作为发展的任务目标也作为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大扶贫战略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目的则是在短期内巩固已有的脱贫攻坚成效和长期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铺垫，同时也为省内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作贡献。在六盘水、安顺、铜仁等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禀赋较好而经济发展基础稍差，“三大战略行动”主要表现为“1+1+1”模式，即将大生态、大扶贫、大数据同步推进，使建设好和保护好绿水青山的自然环境，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推动大数据战略，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促进生态城市功能转型“三位一体”。在毕节市和黔南、黔东南、黔西南三个民族自治州，由于产业基础差，经济支撑弱，农村贫困面大，交通条件落后，加上城镇化率不高，“三大战略行动”则主要表现为“1+2”模式，即将脱贫攻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推进生态产业化和发展大数据作为脱贫攻坚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手段，以确保2020年脱贫，绝不拖全省和全国的后腿。
二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压茬拓展”协同推进。“三大战略行动”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并不完全在同一个维度上。从时间上看，大扶贫是全国上下的头等大事，目前已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距离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时间紧迫，2020年后将会变为巩固脱贫成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问题。大数据是贵州当前发展的热点和关键所在，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必须抢抓机遇、大干快上。大生态是人类文明的最新形态，是全球发展的大势所在，是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三大战略行动”必须在时间上有机衔接，循序渐进。从空间上看，大扶贫的主战场主要在农村，大数据产业发展重点在城市，在农村脱贫攻坚和生态建设上更多地表现为对大数据的应用。而大生态在农村和城市都有迫切需要，城市重点在于人口密集区域的环境治理和生活空间的建设保护，农村重点则在于生产空间的建设和生态区域的重新修复。
三是在不同的工作主体上“人事相宜”协同推进。由于“三大战略行动”的性质和特点不同，在工作要求和实施主体上也有很大差异。大扶贫战略行动的对象主要在农村，需要熟悉基层情况，善于同农民群众打交道的人员才能完成，对群众工作方法要求较高。大数据战略行动中，大数据产业本身是新兴产业，大数据应用属于新的管理方式，对从业人员的文化和技术要求较高。而大生态战略行动的实施，不仅要有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理念，环境保护的强烈意识，还要有环保技术和文化制度建设等特殊行业职业技能要求。而在实际工作中，这三者的实施主体也分属于不同的部门。
因此，“三大战略行动”协同推进，需要加强统筹协调。地方党委政府应将“三大战略行动”一并思考、一并规划、一并部署、一并落实、一并督察。要把握“三大战略行动”的本质特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有效整合工作力量、科学形成统一步骤，探索长短兼顾、实施同步、载体衔接、效果叠加的路子，加快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切实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
“文军扶贫”的贵州经验
贵州师范大学社科处副处长 胡安徽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扶贫工作获取全胜将具有全国性意义。以宣传思想文化和教育系统为主要阵地的“文军扶贫”是贵州脱贫攻坚的重要措施。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以优良的作风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扶贫工作。总结“文军扶贫”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打好脱贫攻坚战。
多层级的顶层设计。2016年，贵州省委宣传部牵头制定《贵州省舆论扶贫工作实施方案》，并在大方县召开了“文军扶贫”现场推进会。2017—2018年，贵州省委宣传部又印发《关于“文军”征战深度贫困地区助推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2017—2020年）》《新闻媒体开展免费广告助推脱贫攻坚工作方案》《贵州省“文军扶贫”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 2018—2020）》，对全省“文军扶贫”进行了规划。2018年7月27日，贵州省召开了深入实施“文军扶贫”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动员大会，省委书记孙志刚、省长谌贻琴分别作了批示，省委宣传部部长慕德贵对“文军扶贫”做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地方宣传文化部门也大力助推“文军扶贫”。贵州省社科联召开“文军扶贫”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会，部署全省社科系统扶贫工作；贵州大学制定《中共贵州大学委员会助力脱贫攻坚“一院一品”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打造高校扶贫特色品牌。从省级层面到市（州）县（区）乡（镇），从社科系统到高校系统，不同层级的顶层设计为进一步推动文军高效快捷投身扶贫工作提供了方案、明确了目标。
多角度的学术研究。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对“文军扶贫”从学术层面多角度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指导“文军扶贫”。贵州推出一批有分量的理论文章，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专门设立“新时代贵州文军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研究”课题。毕节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38项脱贫攻坚课题研究。课题立项既有助于文化界、教育界和传媒界等通过学术研究为脱贫攻坚贡献智慧和力量，又调动了他们参与扶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扩大了他们在扶贫工作中的影响力。多角度的学术研究，既彰显了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和传媒界等在脱贫攻坚中的力量和作用，又为扶贫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多形式的宣传报道。多形式的宣传报道有助于树立榜样、激发内生动力、提振精气神。在贵州全省深入实施“文军扶贫”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动员大会上，贵州省教育厅、新华社贵州分社等7家单位，分别介绍了各自部门取得的扶贫成效和经验。在贵州全省社科联系统“文军扶贫”推进会上，六盘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20家文化、教育和传媒单位介绍了扶贫的经验和今后的工作安排。中央网信办、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等部门举办的“脱贫攻坚在行动·同步小康看贵州”网络主题活动，将贵州各族干部群众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贫困山区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发生的新变化讲述给全国人民，为贵州打赢脱贫攻坚战加油鼓劲。
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和传媒界等通过多形式的宣传，用发展成就振奋人、用先进典型鼓舞人、用优秀作品激励人，激发了贫困群众勤劳苦干的内在动力和脱贫致富的高昂士气，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加速度。
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在宣传报道外，贵州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和传媒界等还创造了多种扶贫形式为脱贫攻坚助力。2016年6月，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争取到中央电视台广告精准扶贫项目落地贵州，为贵州深度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民族特色文化产品、旅游产品向全国、全球推介提供了便利。2016年开始，贵州省举办文化产业扶贫“千村计划”现场交流会，推动各地文化遗产变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促脱贫致富的良性发展。贵州师范大学编写《社会科学智力服务社会项目指南》，推介社科帮扶项目。文化部门创作黔剧《天渠》、花灯剧《云上红梅》、音乐剧《吉它·吉他》、电影《文朝荣》等，塑造贵州扶贫人的最美形象。总体来看，贵州开展舆论扶贫、免费广告精准扶贫、文化扶贫、社科扶贫、挂帮扶贫和网络扶贫等多种社会实践，既展示了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和传媒界等扶贫的风采和形象，又为他们扶贫提供了必要的阵地和平台，为贵州脱贫攻坚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贵州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和传媒界等在扶贫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而且其他行业、部门做好扶贫工作提供有益借鉴，还为省外地区脱贫攻坚提供参考。因此，在全国脱贫攻坚进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关键时刻，总结贵州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和传媒界等的扶贫经验，既能够“坚定脱贫攻坚必胜的信心和一鼓作气的决心”，又能够为“坚持大扶贫格局”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鲜活的社会实践，其意义匪浅。
深化农村产业革命助推乡村产业兴旺
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成员 陈贤 刘思哲 姜贵和
贵州农村产业革命是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从贵州山地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因时而谋，紧扣实现同步全面小康顺势而为，对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乘势而上作出的重大决策。2018年初拉开序幕的贵州农村产业革命，聚焦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产业革命“八要素”精确指导，以“五步工作法”精准施策，以500亩以上坝区为主战场，以调减低效传统玉米种植为突破口，保护和发展农村生态生产力，以产业兴旺为主题，以产业革命为主线，以特色农业为主打，以全产业链发展为主向，以培育贵州地标产业为重点，着力解决农村产业革命“谁来革命”“革什么命”“怎么革命”等关键问题，汇聚起强农兴农的磅礴力量，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贵州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2018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2276.74亿元，同比增长6.8%，增速居全国前列，为全省近六年来的最高增速。全省共减少贫困人口14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3%，18个贫困县成功脱贫摘帽。对贵州而言，“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的创造性实践，正在推动着落后生产方式占很大比例的农村产业发展方式发生历史性变革，正在推动着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农村经济格局发生着根本性变化。
综观贵州这场农村产业革命，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起点出发，突出转变发展方式的革命配套推进思想观念革命和工作作风革命，突出发展现代农业这个目标引领，突出全产业链发展这个路径设计，突出形成规模优势这个政策导向，突出“一具体就深入”这个工作要领，在广大农村掀起一场全面经济社会发展革命的热潮，形成产业革命的强大气场。这既是贵州农村产业革命的成功之道，也是贵州农村产业革命的宝贵经验，更是深化农村产业革命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深化拓展和巩固提升农村产业革命，助推乡村产业兴旺，必须进一步增强问题导向意识、顺应发展趋势、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进一步优化乡村振兴路径设计，进一步以推陈出新、破旧立新、革故鼎新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方法，把农村产业革命进行到底，夯实通过产业兴旺支撑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
当前，贵州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应坚持以下五点。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在靶向施治和对症下药中深化农村产业革命助推乡村产业兴旺。二要坚持发展方向，在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中深化农村产业革命助推乡村产业兴旺。三要坚持目标指向，在打造农村产业发展名村强村中深化农村产业革命助推乡村产业兴旺。四要坚持强弱项补短板，在优化农村产业发展路径设计中深化农村产业革命助推乡村产业兴旺。五要坚持敢闯敢试，在推进农村产业发展政策创新中深化农村产业革命助推乡村产业兴旺。如当前贵州农村产业发展重点面临“赌”“堵”“独”三个主要突出问题。“赌”主要是产业选择盲目跟风，“堵”主要是产业链条比较短，“独”主要是切段式、碎片化的产业发展方式关联性、带动性不强。因此，深化农村产业革命助推乡村产业兴旺，必须进一步结合农村产业发展的实际，具体贯彻落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方略，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走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两化路”，着力破解产业选择的难题、突破全产业发展链条的瓶颈、跳出低质量发展的泥沼，彻底在农村产业革命上成功戒“赌”、疏“堵”、弃“独”，持续推进农村产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深化农村产业革命，必须进一步促进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把产业发展从过去的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中解放出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的需要，加快提升农村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在观念更新上，更加突出贵州农村产业发展的山地特征、生态特点、风物特色，坚持“以特立足、以质取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发展好“一村一品”“一乡一特”“一县一业”，着力打造具有贵州乡村特色的标志性产业，分类推进多彩贵州乡村产业振兴，使得广大农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富春山居图”在贵州成为现实。
用好五步工作法 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杨未
2015年12月，贵州省率先在全国打响易地扶贫搬迁“第一炮”，启动贵州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2019年2月，贵州省再次率先打响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攻坚战。
回顾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就是从政策设计到工作部署、干部培训再到督促检查、追责问责“五步工作法”的运用过程，使得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做到了有章可循，落到了实处。易地扶贫搬迁是扶贫脱贫攻坚战中精准的政策设计。2016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强调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统领，坚持搬迁与脱贫“两手抓”。易地扶贫搬迁目标明晰，目标是脱贫，手段是易地搬迁，解决的是“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问题，贵州境内山高谷深、耕地破碎，诸多地方是生态环境脆弱的深山区、石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新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符合时代的要求； 易地扶贫搬迁的目标朝向“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对标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符合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策略。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从纸上“走”到贵州大地上，以“坚持省级统贷统还”“坚持自然村寨整体搬迁为主”“坚持城镇化集中安置”“坚持以县为单位集中建设”“坚持让贫困户不因搬迁而负债”“坚持以产定搬、以岗定搬”“六个坚持”的实施路径和政策体系，“搬后怎么脱贫”的因人施策更清晰，探索出一条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耕地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地区的易地扶贫搬迁有效途径。“怎么搬”着重解决搬迁对象、安置地点、规划设计、工程建设、资金管理五大关键环节；搬出来后“怎么办”，依然以问题为导向，落实“五个三”——盘活承包地、山林地和宅基地，统筹就业、就学和就医三个问题，衔接低保、医保和养老保险三类保障，建设经营性公司、小型农场、公共服务站三个场所，探索集体经营、社区服务管理、群众动员组织三个机制。
2019年新春伊始，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意见》，作出了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心逐步从以搬迁为主向后续扶持工作转变、从解决好“怎么搬”向“搬后怎么办”转变、从“搬得出”向“稳得住、能致富”转变。将易地扶贫搬迁的着力点转移到“后续”，不仅改善了移民群体的生产条件和生计方式，还将更多的关注点落在了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改变，关注其融合与发展的问题。
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干部培训”是练好真功夫的关键。易地扶贫搬迁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将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措施以及技术移植到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不是简单的空间上的迁移，而是从偏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变，既注重资源位的空间拓展，又强调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一种扶贫方式，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新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专题培训班的即时开班，解决的就是认清新形势、明白新任务、掌握真本领、练好真功夫，知道做什么、怎么做，在“后续工作”中大显身手。
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强调“督促检查”方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每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能落地能见效，“后续工作”的保障措施明确“省负总责、市州统筹、县为主体”的管理体制，注重“整合资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合力攻坚”；强调“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要素保障”；突出“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确保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把易地扶贫搬迁的后半篇文章变成生动务实的大行动，把“后续工作”的政策设计从纸上“搬”到贵州大地上。
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必须坚持“追责问责”，才能知重负重、攻坚克难。易地扶贫搬迁着力点的转移不只是一种新的理念、一种新的策略，更是一种具体的行动，以问责倒逼“后续工作”的落实是一种方法。2019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之年，全面完成188万人搬迁入住任务，人人都是主攻手，这是一个不能有“下不为例、网开一面”退路的工作，因此，必须要有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才能打赢这场特殊的攻坚战。
“六个坚持”：打造易地扶贫搬迁省级样板
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王永平
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国政府主导实施的重大扶贫举措，是“十三五”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头号工程”。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规模最大、贫困问题最为突出的省份，农村贫困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重叠，大量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的深山区、石山区，易地扶贫搬迁因此是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唯一出路。
自2001年启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试点以来，贵州对贫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200多万农村人口实施了搬迁，从根本上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实践中创造了不少易地扶贫搬迁的“贵州经验”。特别是进入“十三五”以后，为打赢易地扶贫搬迁这场输不起的脱贫攻坚“硬仗”，贵州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总结易地扶贫搬迁试点以来，尤其是2012年启动实施大规模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以来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经济基础薄弱、脱贫攻坚任务重、易地扶贫搬迁规模大、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等特殊省情，聚焦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解困问题，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就业、有保障”，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易地扶贫搬迁“六个坚持”，走出了一条独具贵州特色、又具广泛借鉴价值的易地扶贫搬迁新路，创造了脱贫攻坚的“省级样板”。
以“六个坚持”为基本遵循，“十三五”以来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取得了突出成效，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取得决定性进展，搬迁规模之大、进度之快、成效之显前所未有，城镇安置人口所占比重之高在全国绝无仅有。
“六个坚持”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系统设计，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从贵州实际出发的重大创新举措。“十三五”以来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成效，彰显了“六个坚持”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借鉴价值。坚持省级统贷统还，有效破解了长期以来贫困地区市（州）、县（市、区）配套资金难题，为确保市县两级集中精力抓好工程项目实施和移民后续发展、防止筹资压力层层下移增加搬迁群众负担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坚持以自然村寨整体搬迁为主，对50户以下、贫困发生率50%以上的自然村寨实施整体搬迁，从根本上改变了部分生活在同一村寨、存在返贫高风险的非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在彻底拔除穷根、保护迁出区生态环境的同时，还通过集中安置把乡情、乡愁、乡音一起带到安置点，加快了搬迁群众的社会融入进程。坚持城镇化集中安置，打破了贵州土地资源短缺的硬性约束，避免了过去山上搬山下、农村搬农村带来的弊端，促进了扶贫开发、生态建设与城镇化发展的有机统一，同时使贫困家庭孩子和城市孩子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坚持以县为单位集中建设，既避免了乡镇组织实施因工作经验、技术力量和产业发展不足带来的搬迁风险，又避免了省市推进难以顾及各地实际的不足，为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控制建设标准和成本、落实就业等政策措施提供了制度保障。坚持不让贫困户因搬迁而举债，这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和红线，通过加大投入、严格控制建房标准和成本、实行差别化补助标准、落实旧房拆除复垦奖励政策等综合配套措施，基本做到了贫困农户“拎包入住”，破解了过去“搬富不搬穷”等难题，确保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应搬尽搬”。坚持以产定搬、以岗定搬，合理确定城镇搬迁安置规模，配套实施劳动力就业创业培训、组织外出务工、开发公益性岗位等，精准落实“一户一人以上就业”政策，同时探索并推广易地扶贫搬迁生计保障和后续发展“五个三”经验，确保“挪穷窝”和“换穷业”并举、安居与乐业并重，有效解决了过去长期以来重视人口迁出和入住而忽视搬迁后移民可持续生计等深层次问题。
“六个坚持”的系统设计，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体系和实施机制，为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深入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提供了借鉴。
乘势而上不断推进贵州交通供给改革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马红梅
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打通交通大动脉至关重要。贵州省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与连接中东部与西南地区的纽带，其交通运输发展的好坏不但影响着自身经济的增长，还影响着大西南综合交通运输网的完善和西南区域经济的发展，甚至全国人民共奔小康的进程。新形势下推动贵州大交通建设，是贵州助力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的具体行动，也是贵州弯道取直、后发赶超、实现跨越式发展，积极推进贵州省“三大战略”行动，从而完成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同时，积极推进贵州省更好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加紧密地融入到“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的重要部署上来。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十二五”“十三五”期间，贵州省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全国前三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贵州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突飞猛进。通过“十二五”时期启动实施的铁路、水运、高速公路等建设，综合交通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全省形成以贵阳为中心的放射形综合交通构架，基本建成“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爬坡上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四个没有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交通强国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的宏伟目标，一定要谋划好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的贵州篇章，把交通强国发展战略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放在优先位置，并贯彻到工作思路、重大决策和具体工作中去。贵州应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高交通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不断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需要。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一是根据“一带一路”建设，围绕五大发展理念与国家和贵州省关于“十三五”时期交通发展的总体规划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新跨越”，紧紧抓住历史性机遇。构建贵州省大交通体系，有利于加速推进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要围绕国家对外开放两大战略的实施，把握推进贵州省融入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及东部发达地区加快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发散性研究大交通对贵州省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方面的推动作用。全面加快补齐短板，适度超前建设发展，基本建成支撑贵州经济社会后发赶超发展要求的、比较完善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与发展体系。
二是充分认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紧密而复杂的联系。交通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它的建设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增长水平。同时，经济的增长也会对交通建设提出更新的要求。如果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不够，它就会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此时应加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相反，如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超过了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程度，则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此时应当着力解决其他制约因素。在这种良好循环的情况下，交通建设才能促进区域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三是围绕我国建设交通强国的四个着力点进行供给侧改革：推动基础设施联网优化、推动运输服务提质升级、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提升行业现代治理能力。例如，《“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加快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不同交通运输方式融合发展。“各种运输方式融合发展、转型升级，其组合效率将大幅提高，为提高交通供给质量和效率提供支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等模式，通过使用标准化运载单元，实现跨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和快速转运。
四是加快推动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深化要素供给侧与市场化改革，优化科技、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加快形成共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机制，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切实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贵州“三变”改革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六盘水师范学院“三变”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培生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关于新时期“三农”问题发展的理论总结，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中长期奋斗目标。乡村振兴是以产业振兴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的全面振兴。源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三变”改革是对农村土地、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配置的制度创新和经营组织重构。契合于“三变”改革，选择发展与当地资源禀赋相适应的优势特色种养殖、加工，流通、旅游体验等产业，是实现农业现代转型发展，促进农民脱贫增收致富，推动贵州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手段。
“三变”改革的实践创新及理论逻辑。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激活农村自然资源、存量资产、人力资本，促进农业产业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资源变资产，就是村集体将集体土地、林地、水域等自然资源性资产，房屋、建设用地和可经营性资产的使用权评估折价变为资产，通过合同或协议方式以资本形式投资入股经营主体，按股获得股权收益；资金变股金，就是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及用途的前提下，将各级财政投入到农村的发展类、扶持类资金等，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持有的股金，投入各类经营主体，享有股份权利；农民变股东，就是农民自愿将个人的资源、资产、资金、技术等，入股到经营主体，参与分红成为股权投资人，变为股东。
自2014年以来，在总结基层实践经验基础上，先后通过8个省级文件、37个市级文件，从资源的权属界定、登记、量化、交易规程、合同文本规范、财政扶持资金的使用，到经营主体的选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认定、贫困户参与、股利分配和风险防范，都做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细致工作，以深入推进“三变”改革。这些经验经过实践检验上升为政策措施，连续三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方法加以推广。
“三变”改革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农业产业化就是生产经营者根据市场上的各种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变化，选择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投入多少不同的要素以期获得最大的利润。在实践中，通过“三变”改革机制，把农村中闲置、分散的各种山、林、水、田、湖、草、自然风光等折算成股份，把各种财政补贴资金、企业资金、分散的农民自有资金和其他社会资金集聚起来，并以此为纽带连接各种人力资本和现代化技术，对半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进而把传统分散的家庭经营户提升为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实现经营组织创新。“三变”改革推动了贵州现代农业发展和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培养了一批优秀企业家，提高了农民收入，推进了脱贫攻坚。
贵州全面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加快深化“三变”改革，不断推进“三变+扶贫+特色产业”“三变+扶贫+金融”等发展模式，有效整合基层组织、龙头企业、集体资产、民间资本等各种资源，大力发展多元富民利民产业。
“三变”改革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三变”改革在整合农村内部资源、外部支农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在发展传统种养殖业的基础上，向附加值更高的优势特色农产品种养殖、加工、销售、餐饮和乡村旅游延伸，形成一二三产业内生融合。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调节下，现代化的外部要素（现代职业农民、资本、生产技术和基础设施）进入农业，加速农业的现代化。现代化促使农业从内部分化，向外部渗透，促成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例如，在“三变”改革的推动下，六盘水市初步实现从刺梨、猕猴桃的种植，到饮料、果酒加工，营销一体化发展，正在形成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向好趋势。
“三变”改革政策效益的发挥还需其他相关政策配套。普遍的经验显示，政府对农业发展政策支持会改变要素的相对价格，促使要素流动。有鉴于目前的城乡要素价格的差距，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以及生产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努力把农业农村打造成吸引城市先进技术、人才和社会资本要素的高地，充分发挥“三变”改革机制作用，促进产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助推贵州工业高质量发展
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会科学院基地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颜强 周之翔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加快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加快发展绿色“四型”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一是绿色效益显著提高。二是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是资源利用水平逐步提高。四是节能减排成效显著。2017年全省绿色经济“四型”产业完成增加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7%，同比提高4个百分点。
当前，贵州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工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工业强省战略和大生态战略行动协同推动、耦合联动，加快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优势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全力打造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贵州绿色制造体系，推动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全面发展，从而实现“百姓富”和“生态美”有机统一。
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贵州绿色制造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明确提出，将绿色制造发展作为推动全省工业绿色化改造的动力。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是新时代实现贵州工业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应全面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全面推动绿色产业园区建设，全面提高绿色设计能力。贵州实现绿色制造，必须提高绿色设计能力，树立绿色设计理念，将绿色技术、绿色工艺渗透应用到传统产业的各环节，将绿色理念融入到产品全生命周期设计中，增强企业及研发人员在产品研发设计中对绿色环保、节能降耗方面的意识，大力开发节能、环保、低耗、高可靠性、长寿命、易回收和无害的绿色产品。
大力推进绿色消费革命。推进能源产业绿色发展。鼓励企业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加快工业企业分布式能源中心建设，引导工业企业进行“煤改气”，推动工业节能技术改造，提升能效绿色化，实现能源消费低碳化、循环化、清洁化。大力开发清洁能源。优化能源生产结构，加快适用于高原山区风电机组的研发和风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大力发展光伏电站及分布式光伏发电，加快页岩气、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重点发展煤炭深加工、页岩气及煤层气勘探开发、风能开发等。深化资源绿色化利用。实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不断提高磷石膏、赤泥、粉煤灰、冶炼废渣等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水平和效率，努力建设集约、安全、高效、绿色的现代煤炭工业体系。
加大支持绿色科技创新。贵州应紧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加快研发绿色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着力在绿色设计、绿色工艺、绿色回收资源化、再制造、绿色技术标准等关键共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以推动技术、标准、产品、产业协同发展。政府加大对新兴绿色产业基础技术、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对于应用先进绿色技术的传统企业，政府要给予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支持或税收减免。
优化工业绿色市场环境。大力宣传绿色发展理论，提倡绿色消费。积极推动绿色生产标识和绿色产品标识，扩大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鼓励龙头企业与下游企业签订绿色生产协议，防止污染与排放向产业链下游传递。进一步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绿色财政、绿色税收。
提升工业绿色智能水平。在贵州深入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背景下，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如何助力工业产业结构绿色升级，实现“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工业领域的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意义重大。当前应提升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应用水平，推动能源管理智慧化，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并创新资源回收利用方式。加快推进互联网与工业各行业融合创新发展，利用大数据培育制造业新业态，在传统工业领域加快工业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实施制造业信息化改造，并推动生产装备智能化和生产过程自动化。
构建广义绿色治理体系的贵州样板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杨达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梦瑶
无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绿色”都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必须坚守的理念；无论是乡村振兴战略具体方针的贯彻落实，还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关项目的实施，绿色治理都需更广、更深、更系统地界定；而无论是聚焦生态环境的相对狭义绿色治理，还是透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系统协调的广义绿色治理，贵州省作为善治模式的典型代表，正以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构建广义绿色治理体系的省级样板。
乡村振兴战略对广义绿色治理的要求，可以大致总结为重点关注的五个方面：其一，乡村振兴战略延续历史逻辑，是中国一直以来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实践深化；其二，乡村振兴战略回应现实需要，形成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基础；其三，从治理主体上看，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政府引领下守好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其四，从治理手段上看，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绿色政策制度、先进科技手段的保驾护航；其五，从治理客体上看，乡村振兴战略需推进三次产业的全面绿色发展，并探索绿色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及模式。很显然，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对广义绿色治理体系的构建提出了要求。
广义绿色治理理念的生态文明承继。乡村振兴战略内含的广义绿色治理理念，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延续及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相伴而生的广义绿色治理理念便可凝练为以生态文明建设逻辑形成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协调治理，并大致总结为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广义绿色治理理念，便是对乡村振兴战略有关“绿色”内容的系统回应。
生态文明先行载体的广义绿色治理体系构建。承载广义绿色治理体系，作为生态文明先行载体的贵州省，正以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实践，探索构建广义绿色治理体系的省级样板。贵州是中央最早将生态文明理念运用于实践的探索之地，早在1988年6月，国务院便批准在贵州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毕节试验区，由此拉开生态文明探索的地方试点，作为全国相对落后省份的贵州便开始了绿色治理路径的探索。2016年8月，贵州与福建、江西一并入选国家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特别在当下，贵州以生态为核心涉及多种治理内容的广义绿色治理路径探索，更是立足国际、国家高远站位的创新深思。当今世界聚焦中国生态理念坚守不渝、大数据发展成果璀璨、扶贫治理成效显著的背景下，贵州作为全国第一批生态文明试验区成员、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定期举办地，作为以良好环境生成大数据之都、以大数据标签吸睛海内外之地，作为国内扶贫任务最重、摸索出诸多极具特色的生态绿色治理经验之处，正力推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也是对构建广义绿色治理体系的尝试。就“大生态”而言，围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理念，贵州正探索绿色确权的“三变模式”、中国第一个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论坛的智库影响路径、全国第一家“环保审判法庭”的制度保障路径等。就“大扶贫”而言，正形成“大扶贫+大生态”的协同治理，如探索以“六个坚持”走出的易地扶贫生态移民治理路径、以万山市为代表成功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转型路径、紧跟科技前沿运用绿色能源落地的光伏扶贫政策、在脱贫攻坚中创建的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等。就“大数据”而言，则正探索“大数据+大生态”的综合治理，如拓展“党建红云”党建治理路径，依托大数据提升广大党员干部及普通群众“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意识；拓展“数据铁笼”管理路径，依托大数据为环保监督保驾护航等。
推进贵州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省社会科学院基地研究员李胜
贵州近年来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贵州抢抓大数据发展机遇，举全省之力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积极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贵州省政府印发了《贵州省实施“万企融合”大行动打好“数字经济”攻坚战方案》，围绕促进实体经济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2018年，共建设102个标杆项目、1050个示范项目，带动融合企业1625户，促进实体经济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建立云平台推动万企上云，建立全国第一个专门面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标评估体系。2018年，贵州省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水平指数达到36.9，大数据与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据调研显示，贵州在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业融合发展支撑基础亟待夯实。二是大数据与农业融合发展方面，数据采集、保存成本较高，大多数农业企业在信息资源建设和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刚刚起步，通过融合推动农业发展的能力亟待突破。三是大数据与工业融合发展方面，大数据与研发设计、生产管理、关键设备等环节的融合仍是难点，通过融合引领工业转型升级的能力亟待加强。四是大数据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方面，服务业企业与用户在线实时/双向开展精准营销的企业不多，基于大数据的精准营销和服务模式创新能力亟待提升。五是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服务支撑亟待完善。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快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基础。以光纤网络、移动通信基站、公共场所无线局域网（WLAN）建设为重点，推进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强根固本”。率先在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部署5G通讯网络，支持打造5G典型场景示范应用，在行业应用方面形成应用案例。
二是加快推进“大数据+农业”深度融合，助力脱贫攻坚。逐步开展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全面结合的新型农业，建立健全较为完善的农田地理信息系统。加快推进农业质量追溯全程化，运用大数据打通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整个流程，形成完善的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安全信息追溯闭环。加快推进农业市场销售网络化，积极培育农村电商主体，构建农产品冷链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网络化运营体系。推动农业向生产管理精准化、质量追溯全程化、市场销售网络化融合升级，为精准扶贫提供技术支持和产业支撑。
三是加快推进“大数据+工业”深度融合，推动“贵州制造”升级。积极部署和发展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促进重点领域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数字车间、数字工厂，推动企业全流程和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加快发展网络化协同制造，加快发展个性化定制，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工业向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融合升级，推动“贵州制造”向“贵州智造”转型升级。
四是加快推进“大数据+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服务业向平台型、智慧型、共享型融合发展。加快发展平台型服务业，建立健全旅游、物流、信息咨询、商品交易等领域平台经济，融合各领域应用系统为一体，将数据资源整合转化为新型融合服务产品。加快发展智慧型服务业，培育智慧物流、信息服务、智慧工业设计等智慧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壮大智慧健康、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等智慧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共享型服务业，推动共享经济产品服务体系创新、平台创新和协同式生活方式创新，成为新的重要增长点。
五是加大融合发展支持力度，完善融合支撑体系和服务体系。以专项资金、税收优惠、投融资对接等多元化方式加大对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资金支持。进一步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实体经济企业重大项目建设、企业技术改造。进一步探索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制、政策等保障体系，创造融合发展的政策环境、科研环境、创新环境、人才环境，创新融合推进机制、协调机制和共享机制，有效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