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在2020年主要有两大变化：一是不断增强关注、把握现实的力度，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更深刻体认文学“经世”的价值功能。二是在深厚的学术积淀中变革创新，反思文学研究的方向调整、边界拓展、视域融合、史料挖掘等问题，以反映和应对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寻求问题解答和方向引导。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到来之际，总结文学研究的宝贵经验，展望未来，对于民族文化传承、时代精神形塑、文化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年度重要学术现象
国家层面对于学科发展的战略规划、文学研究自身的更新迭代、世界范围的疫情暴发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2020年文学研究的学科方向、问题关切、生产与传播方式等。
国家政策引导影响文学研究学科发展方向。国家教育部2020年1月发文，决定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的“强基计划”。其中涉及的文科学科主要包含历史、哲学和古文字，传统文科的文学被摒弃在外，引发了传统文学是否属于基础学科及是否应当加强建设的热议。8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决定新增“交叉学科”作为学科门类。11月，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新文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将给未来的文学研究、文学教育带来深远影响，文学研究者结合学科现状积极探讨政策性变化带来的机遇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为此组织了“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新文科建设”特别策划等。
文学研究学术生产、传播方式新变加速。一是疫情影响下，传统的线下聚集式的学术交流、传播方式，加快向线上以及线上、线下结合的云端交流传播方式转变。二是原有学术成果的发表方式、评价方式、学术秩序加速变化。预发表、开放获取、交互平台等，将成为未来学术成果发表、评价的重要渠道。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具有即时评议和交互功能的媒介，使得精准推送与交互式阅读更为便捷。一些学术公众号如“中国学派”“学术派”等在学界影响较大。学术批评的时效性大为增强，如围绕“清平乐”读音等问题，学者通过各种新媒介平台参与讨论、回应学术争论，形成新的学术热点。学术传播在普及化、大众化的同时，也出现扁平化的传播趋势。这无疑推进了文学研究的生产和传播。
文学研究者群体代际更迭渐趋明显。以“70后”“80后”为主的学术群体，通过举办读书会、组建学术微信群、组织专栏文章、论文结集等学术活动，凸显作为新生代学术力量的问题意识和自觉反思。“从艺术哲学到艺术媒介”跨学科青年工作坊、“2020青年学者词学研讨会”等一系列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活动，呈现出小而精的特色。继《文献》杂志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后，“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这些都体现出新生代文学研究者主动参与议题设置、引导学术潮流的努力。
学术纪念活动引发对文艺经典学术问题的重新讨论。2020年适值恩格斯诞辰200周年、钱锺书诞辰110周年等，有关的经典学术命题被重新讨论。学者们提出应重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构建的巨大贡献，而对钱锺书等的学术纪念活动，则引发文学研究具有范式意义的问题探讨，学界再议“回归文学本位”、“诗史”与“心史”之辨、“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等话题，反思文学研究中思想性、文学性缺乏的问题。
二、年度学术发展方向
处在变化生长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一方面在丰厚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深化已有学术议题，努力完成历史化、经典化的发展使命；另一方面回应诸多新的文学现象和现实挑战，不断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固本开新、转型拓路。
1.面向“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创造性地将之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是核心要义。
在研读经典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论精髓。只有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才能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意义价值。“回到马克思”、回到经典文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体系被学界不断重申。孙文宪认为，马克思对文学艺术问题的阐释往往夹杂在非文艺问题的论述中，要有机把握其文论话语特有的互文结构。姚文放通过解析经典文本，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量马克思对艺术本质的认识。
在体系建构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引下的当代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学实践的有效结合，因此，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是中国文艺理论走向体系成熟的重要尺度。胡亚敏认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重建应坚持人、社会和审美的三个维度。季水河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
在文学实践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知识界立足当代文艺发展实践和中国文艺历史传统，共同努力得来的智慧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当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理论指南。白烨强调文学的人民性立场。丁国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的系列重要论述，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体化的方法论特性。张清民比较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两个讲话体现了党领导文艺的内在思想逻辑。程国君、李继凯提出应重视延安革命家诗词研究。
2.面向“现实”的文学研究
2020年，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文学介入现实的功能再次得到强调，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人民性价值内涵，以及研究者对文学社会影响力的重视与思考。
表现抗疫和脱贫攻坚等重大事件的文学创作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者关注迅速反映现实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及通过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传播的文艺作品，肯定其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开设专栏讨论这些作品。吴思敬对抗疫诗歌、丁晓原对报告文学、赵稀方对港台文学、朱寿桐对澳门文学、王光东对生态文学的研究，都体现了文学研究关怀现实的巨大热忱。一如历史上文学汇入时代“大合唱”的特殊时刻，人们更看重文学发挥见证历史、激励人心的作用，以及这背后所蕴含的精诚品格和民族情怀。研究者也对作家的现实关怀提出艺术性要求。
面对现实与文学何为的理论诉求及历史梳理备受关注。“文以传道”“诗言志”“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承载和功能传承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当下时代语境中，文学研究从历史传统和思想资源上再次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问题。疫情促使学者反思研究的价值意义。在“面对灾害，文学何为”的问题反思中，刘跃进认为古代文学对自然的敬畏、国家的认同和民族强盛的期盼等，在2020年疫情防控中得到全新诠释；王立等对明清避灾驱疫、御灾叙事、应灾心态等作了探索。陈晓明张扬当代英雄的精神气节。一些学术会议则以主题聚焦形式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家国情怀，如“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关怀”学术研讨会聚焦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实关怀这一传统的发展与演变，思考当下应如何深入理解“现实”概念。
3.文学研究基本问题再思考
理论、历史与经典的学术三分对应于文学研究即是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这是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文学本质与功能、文学研究对象与方法、文学史书写、文学经典、文体与文本等的探讨，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焦点。
推进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在新时代语境下，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当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无论是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是话语体系研究，均呈现出向中国文学传统、文化资源回溯的趋向。南帆提出，当前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回归中国的文学传统，将文化结构、现代性、审美与文学传统四因素之间的互动纳入视野。丁帆强调文学的“当代性”概念。董学文认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要破除“唯洋是从”的思维定式和“以洋为尊”的话语模式。高建平认为美学研究要既依托艺术又突破艺术。曹顺庆、李伟昉聚焦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建构。党圣元、张晶等认为，“诗话”“文话”“词话”“小说话”等中国传统批评文体研究应成为填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之间鸿沟的积极尝试。关键词研究受到关注，金惠敏、高玉从方法论角度强调关键词对于文学话语研究的枢机性意义，《中国文学批评》等组织专题文章对“意象”“文心”“文德”“诗兴”“事象”等文论关键词展开讨论。张永清主张从语境化和知识化视角，透视审美反映论问题。
省思文学研究方向。在文学研究经历了方法论热潮、文献考证热此消彼长的研究局面后，近一两年来，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发问，文学研究未来走向何在？文学究竟该怎样研究？有感于文学研究“非文学化”趋向的日益严重，一定程度上存在文献挤压批评、以考据取代分析、以文学外围的论述置换对作品体悟解读的现象，张伯伟提出要回归文学本体研究，提倡语文学与文学理论结合下的文学研究。王水照提出文学研究要坚持文学本位、坚持文学—文化—文学的研究路线。陈思和强调对文学与人生的关注。刘勇重视文学的文脉谱系研究。张清华提出如何将现实经验升华为精神性命题，均是文学创作反映时代的关键所在。李建军认为文学是对人和生活态度的反映，倡导积极意义的写作。赖大仁认为有必要对文学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进行多层面总结反思。
拓展文学研究边界。社会生活的加速变迁正在重新定义文学，文学的边界和内涵不断拓展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因史学化倾向的加强向传统经典文学“归队”，网络文学正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一些网络小说的点击率和销售量远超传统经典作家作品，尤其是改编后的影视、网络游戏等，它们正成为今天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存在之一。邵燕君认为，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新消遣文学中，个人需理解、遵循不同空间的文学原则。陈定家认为应重视网络文学独特的叙事模式，周志强认为网络文学应面向精神史写作。与网络文学类型、题材等常规性研究内容相比，网络文学场域诸要素越来越得到学者重视。学者认为，网络文学研究要在产业、技术、管理、舆论、消费等场域要素的复杂互动中建构新的批评话语。随着文学边界的拓展，图像、声音、影像等也都成为文学研究的关注对象。赵宪章、龙迪勇等继续推进“文学与图像”研究，傅修延探讨听觉对文学叙事的影响。
更新文学研究方法。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体系不仅源于批评实践，更吸收文学之外其他学科理论的有益成分。跨界研究和交叉学科带来的科际整合，让文学研究的生态和形态大为改观。学者不断从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角度深入文学研究，打开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连接通道”。张福贵认为技术分析法指向了文学史研究中新的理论生长。蒋承勇提倡文学研究在学科间性基础上的跨学科互涉与对话。《文学评论》推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提倡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家族文学、都市文学、社团文学、民间文学等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从历史活动场景理解文学的发生、接受与影响。文学研究地理空间视角的转向，引发了文学研究“地方路径”的思考。张光芒主张从“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思维的转换，叶舒宪、王明珂、徐新建等强化文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话，封宗信探讨文学批评的转向与语言学范式转向之间的关系，聂珍钊强调从伦理学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需要警惕的是，新方法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文学史实践基础上，且应与社会历史语境形成密切互动。
再议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关系。2020年，一些研究者对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间的隔膜表达了担忧和不满。这一方面表现在批评缺少理论支撑，缺乏理论深度，未能给理论研究提供足够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表现为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脱离文学实践，从理论走向理论，过度追求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建构。研究者多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一些病相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吴义勤、孟繁华、贺绍俊等认为，文学批评要有关怀与梦想，更要增强批评的理论深度和现实向度，在实践中真正发挥文学批评阐释当下文学的有效性。
加强文学阐释学研究。文学阐释学研究依然延续了前几年的热度，受到文学研究界持续关注。继“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构建中国阐释学”主题讨论后，阐释学研究从各方面深入推进。阐释的本质是什么？阐释为何而生、因何而无穷？张江认为，在心理学视域下，阐释的本质为“自证”。自证贯穿于言说、说明、翻译等全部阐释功能之中，不断更新人类知识系统，建构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图景。以阐释本质为起点的心理学与阐释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理论前景。《阐释学学刊》《探索与争鸣》等刊物组织了多期阐释学研究的专栏文章，周宪、张政文、李春青、王宁、程光炜、曾军、傅其林、张跣等围绕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公共理性等话题展开多维度、开放性的深度讨论。
深化文学史写作研究。文学史写作的兴起是现代学术体系的产物，“五四”以来的种种文学史叙述，已基本形成纵向以朝代进行历史分期、横向以文体类型和作家作品分类的整体框架，这既为学科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研究框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研究的“惰性”，乃至形成文学研究创新的藩篱，当下文学实践的阐释要求正在倒逼文学史研究更新。李杨认为有必要重审以“纯文学”为对象、“四分法”为基本架构的“文学史”体制和观念。一些学者在原有文学史叙述基础上，探讨长时段、多角度审视下文学史研究的可能性。从长时段历史视野出发，将宋代文艺置于“唐宋变革”与“宋元近世”交集的历史演进视野进行考察受到关注。在文学史写作实践基础上，颜水生、贺仲明、陈培浩等对于文学史意识形态属性、审美属性、知识属性等的再思考，也体现了学界对于文学史本质属性的理论关怀。文学史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及演变研究，依然是学界的主攻方向。孙郁、郜元宝、王尧、王彬彬、谭桂林、乔以钢、宋剑华、王泽龙、罗振亚、张洁宇等的作家作品研究，吴周文、陈剑晖、王兆胜、陈亚丽等的散文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等组织的路遥专栏，以及葛晓音、郭英德、左东岭、钱志熙、陈文新、戴伟华、徐兴无、刘宁等对于古代经典的解读，袁行霈、陈尚君、莫砺锋、周裕锴等对古代文学经典的普及，都凸显经典研究之重要意义。《文学遗产》组织的七十年分体文学学术史的专栏论文，提出要把握原生文学史和“文献中的文学史”的关联和区别，探究“文献背后的事实”。有关文学史写作的探讨，既是近些年“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延续，也体现了文学研究界在新的时代语境和文学场景下，以历史化方式对思想文化进行敏锐观察，重建整体性文学史的努力。
重视文学史料学研究。文学史料学建设受到重视，研究呈现丰富样貌。一是文学研究史料利用范围不断拓展。黄发有、何平认为，应关注报纸、边缘刊物、内部资料、作家和批评家关于文学话题的书信、读者来信及期刊命名等。古代文学研究在传统史料外，重视新材料如出土文献和域外汉籍的挖掘和利用。《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的出版引发了学界关于安大简《诗经》文本性质、文字训释、文本次序、早期《诗》学传授等问题的热议。对散佚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东亚汉文化圈的域外汉籍中新史料的持续挖掘和集成研究，也使学者提出的以汉文化圈为单元的古代文学研究成为可能。二是文学史料研究视角不断丰富。吴俊从文献学、国家文学制度、网络新媒介等多维视野考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文学史料研究开辟新路。三是史料研究的价值追求应该倡扬。学者认为，史料研究不能缺乏思想穿透力，背后应体现相应的逻辑、观念和理论系统，呈现学术价值思考的深度。当下技术进步为史料的收集、利用及保存带来极大便利，但也产生泛滥、碎片化倾向等负面影响。
4.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尽管数字人文的发展依靠现代技术，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新研究范式。
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文学研究界积极围绕数字人文新变，推动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实证化发展。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文本挖掘、语言计算、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等，都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数字人文》等刊物都发文分析数字人文在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的现状和前景，如王兆鹏以唐宋、六朝文学地图平台建设为例探讨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刘石探讨大数据技术在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研究中的应用，刘耘华提出建构远程阅读时代诗学对话的方法论。王贺分析数字人文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赵薇借助计算批评发现“文本”生产背后更深刻的文化逻辑，徐永明探讨数字人文的可视化实践。
数字人文的理论创新。数字人文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是解决文学研究的具体问题，更应在实践研究基础上面向未来，提炼出影响、改变或引导新时代文学研究格局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话题。数字媒介、人工智能、后人类状况成为本年度文艺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刘方喜认为，当下需要超越观念论旧范式，扬弃生产工具与主体对立的二元论，构建AI时代的文化哲学新范式。单小曦提出必须从再现论、文本论、接受论向超人类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论转型。王晓华认为，后人类美学是一种涵括了人类、机器、自然存在的交互美学。郑永晓重申创建“数字文献学”、张三夕呼吁古籍研究应建立“数据思维”等。以上都反映了学界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努力更新思维方式所进行的积极探讨。
如何看待传统研究与数字人文之间的关系，将数字化研究方法与纯理论的演绎方法相结合等，需要在大量实践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客观来说，目前数字人文研究中新方法新技术很多还停留在尝试阶段，但文学研究必须直面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以积极主动姿态完成传统研究方法和新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推动学科研究方法的更新与转型。
三、今后文学研究展望
在现实图景、文学场域和学科转型的变化中，中国文学研究因应时代需求夯实发展根基、建构思想体系。今后的文学研究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把握学术演进的历史谱系和当代语境，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
推进回应时代、视域广阔的文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现象、文学思潮是时代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中最生动、敏锐的组成部分。以文艺之笔真切反映新时代伟大历史变革的风云际会，文学从来不只是时代的理性“观察者”，更是时代的热情“参与者”。如何回答时代问题，突破当下反映现实力度不够的艺术困境和“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理论困境？文学需与时代相铆合，超越个人视野、学科内部“知识空转”的局限，更关注与国家、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秉持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视野和更高远的人文理想。在创作与研究的互动中，从审美、情感、意义层面更好发挥文学共情沟通、介入现实、引领时代风气、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功用，迈向更广阔、深沉、多高峰的文学世界。
推进融会贯通、整体观照的文学研究。在日益规范的学科建设中，文学研究一方面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学科体系，但也出现条块分割、壁垒森严的界限分野，造成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隔膜、固守疆域。面对变动不居、互联互通的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边界的不断拓展，这样的研究格局显得比较滞后。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现实，应将文学研究与历史、哲学、社会等相结合，突破学科壁垒，打通古今中外，树立面向未来的“大文学”观。这种追求整体性视野的多学科互涉研究，将有助于催生新的研究理论、方法和视角，将文学研究置于人类精神文明一体化中进行系统把握，更准确认识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历史样貌，更好体现文学研究本应具有的宏大视野、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
推进更具活力、创新发展的文学研究。思想匮乏与创新意识缺乏的具体表现是研究的模式化与形式僵化，这种现象阻滞了文学研究的活力激发和创新发展。文学研究需跟从文学发展实践步伐不断创新发展。首先，面对新科技发展的革命性力量，积极探索数字人文视野下文学研究的观念更新和方法创新。其次，面对新媒介发展导致的文学新变，积极探索文学研究的边界扩展与方法融合。再次，面对“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观念，进行新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下的批判性问题反思和理论建构。如反思西方概念、术语、体系割裂中国文学史与错置文学现象的问题，现代性概念的价值重估与重建问题，“人的文学”思想传统与理论局限的问题等。在对中国社会历史深刻洞察和整体把握基础上，鼓励基于不同视野、理论、方法的创新研究，既致力寻求共识，又拥抱多样性，将有助于建设更具主体性、文学性、审美性的中国文学研究，开创生机盎然、百花齐放的文学研究新时代。
（执笔：李琳、马征、张聪、范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