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20年中国政治学研究，可总结为三点：常态有推进，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支撑的中国特色政治学持续推进，助力治国理政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动态有亮点，历史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等学术流派颇具声势，学术共同体意识增强，政治学“中国学派”蓄势待发；未来担重任，大变局时代，政治学研究应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更大力量。
一、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持续推进
2020年政治学界迎来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40周年，理论自觉与学术共识日渐清晰，汇聚为助力治国理政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共同追求。
1. 学科体系建设的进展
2020年的讨论延续了前两年围绕学科史、学术史的长时段梳理。王炳权认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要改变务实主义的传统，从优化科研体制、强化学术自律和挖掘思想资源三个层面进行一场“理论供给侧改革”。
从分支学科来看，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明确自觉，强调在比较视野下关注中国政治发展。李路曲对比较政治学的综合性趋势进行了概括，并对国家研究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面向西方政治现实问题的政治思潮研究是重点，围绕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相互交织的议题进行了讨论。比如，保守主义如何悖谬性地成为破坏文明社会建制的力量成为李强、谭安奎关注的重点；丛日云则认为特朗普的公共政策具有明显的新保守主义特征，不应将其曲解为右翼民粹主义。从各种理解的差异性来看，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准确把握，有赖于对西方思想文化脉络更准确的理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将中国政治思想有机融汇于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可谓基本的努力方向。张师伟通过对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政治变迁的梳理，为“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国人政治认同建构的特殊性”进行了具体尝试。此外，政治思想史研究近年来的方法论讨论既有从现象学角度的审思，也有借助新兴的历史政治学的探讨，以及围绕剑桥学派历史方法的学术对话。
从新兴学科来看，关注重大现实问题与注重方法创新推动了民族政治学、政治传播学、政治心理学、环境政治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但在学科建设上进度不一。近年来，民族政治学经历了研究范式从民族学向政治学、研究视域从“族际政治”向“共同体建设”的转变。围绕政治学中的民族议题与作为现代国家基础性社会政治机制的国族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进路以及中华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人口国民化等议题，周平从基础理论到现实关怀深化并推进了民族政治学研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民族政治学研究可望产出更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成果。季乃礼总结政治心理学在中国30余年的发展时指出，其尚处于“借鉴发展和本土发展的叠加期”，研究主题集中在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等。而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新的探索。比如，有研究者通过设计心理学实验，量化测度了国歌认知与国家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政治心理学研究对于理论建构与现实问题研究，都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体系”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既有赖于基础学科的夯实、次级学科与新兴学科的拓展深化，更需要加强学科体系建设自身的科学化，对基础性的学科布局、学科规划等顶层设计展开深入研讨。
2. 面向中国之治的学术体系建设
面向中国之治，解码制度优势及其治理效能转化，是2020年政治学学术研究的焦点，也是学术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
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研究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挖掘中国政治的独特机制与内在逻辑，实现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相互推进，是研究中国之治的重要课题。
党政关系研究从历史、结构与机制多维度展开，深入探讨党政一体、党政融合在国家治理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机理。陈明明等从党政体制的沿革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和“全面领导”的当代形式进行了阐发。张博则从党的领导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党和国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整体重构的指导原则与内在逻辑。围绕党政合设、党政合署、党政联合发文等中国特色的组织形式和创新体制，沈亚平等研究者从类型划分、法律衔接与完善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党的建设研究呈现三个特点：其一，深度嵌入国家建设。孟天广等以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关系为线索，阐明了党建驱动中国国家建设的独特路径。其二，党内法规从学理讨论推进到学科建设，政治学、法学与党史党建等学科交叉，共同推动党内法规研究。陈家刚、王立峰等学者对党内法规的制度属性、学术属性进行了阐发。其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关注重点。王浦劬等人注意到党建引领在脱贫攻坚、社区治理等实践中的辩证关系；燕继荣等人则提出构建党组织为主体责任者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体系，探讨了党的建设与协商民主相互促进的实践路径。
此外，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监察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等近年关注的重点中，围绕新型政党制度、监察制度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多在比较视野下突显政党驱动国家治理的巨大效能；关于监察制度的研究既不乏对古代政治资源的挖掘，也有对新技术与监察制度相结合的前沿思考。
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研究者的基本共识在于：在强调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的同时注重各项制度的“合力效应”。佟德志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复合治理结构及其合力效应，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张贤明则强调制度建设的协同化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衔接有序、配合得当。在具体转化机制上，燕继荣、马德普从不同路径关注到“政策”“方针”等中介机制的重要作用，强调政策是制度与效能得以联结的关键。
从具体研究领域看，政府治理、基层治理等常态研究重点得到了更加深入的讨论，城市治理、“技术+治理”等议题的讨论也在不断推进。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责体系成为政府治理研究热点。朱光磊提出以“职责序构”模式构建科学的政府职责体系，推进了此前“职责同构”视角下对政府结构与府际关系的研究。在基层治理研究中，研究的精细化与视野的宏阔性都有所推进。吕德文关于基层治理“自主空间”的论述中，强调了不同层级基层治理在定位与目标上的差异性；而吴晓林等人的研究则描绘了中国社区治理的“古代样本”，探寻中国社区治理的基因。在城市治理研究中，何艳玲提出，不应将城市简单视为地方的一部分，而是要在城市化转型中来理解城市作为风险聚集地的治理及其特质。这意味着关于城市治理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地方治理的含义，进入到更为宏阔的语境。
从研究动态看，两大“历史性事件”深刻影响着2020年的国家治理研究。一是在“十三五”收官之年，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涌现出大量总结中国贫困治理经验、解读“精准扶贫制度密码”的成果，并对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及贫困治理长效机制进行了探讨。谢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这种基于“共同富裕”的普遍的“人民福利”，是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与西方功利性的、“托底式”的社会救济有着本质区别。二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学者们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影响，尤其是疫情初期的应急管理与疫情平稳后的常态化管理等进行了诸多讨论。
面对“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强烈对比，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西方理论实验场”的困境，但如何从“中国之治”中提炼出“中国之理”，仍需要中国政治学人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下，政治学研究如何超越文本阐释，避免“公共管理化”倾向，跳出技治主义陷阱，为政治发展与创新提供思想资源，仍然是相当艰巨的任务。
3. 话语体系讨论的深化与具化
相较于围绕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讨论，关于话语体系的讨论呈现出更为明显的自觉意识，在学理深度上亦有所推进。张敏将中国政治学的话语建构置于中—西关系变迁的比较视野中，提出在新时代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真正在中西的“叙述竞争”中实现自主自立。赵中源等则将话语建构回归语言、知识与话语间的内在博弈逻辑，总结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人文传统和哲学思辨、与科学范式和实证研究方法三者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而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要义和理路。
在具体领域，近两年围绕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提出了一些系统性的思考，对全球话语体系格局中比较政治学界的“失语”状态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其重点主要在于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支持。此外，田野政治学研究则表现出从早期的话语清理与提出原创性概念，到注重话语体系内在自洽性与共享性的转变，构建话语体系的意识更加清晰。
二、政治学的“中国学派”自觉与学术共同体建设
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的推进，为构建呼声日高的政治学“中国学派”奠定了基础。构建政治学“中国学派”的努力，亦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路径与力量。历史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等学术流派的勃发，既凸显了学者个人与学术单位的个性化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在人才队伍建设、研究方法与学术导向等方面深刻影响着政治学研究的未来态势。
1. 突显实践品格的历史政治学
2019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成立，以建制化方式标志着历史政治学的确立。2020年，历史政治学所开辟的学术空间与研究路径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生长点。
陈明明在总结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时，提出了“历史中的中国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产生是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历史政治学何以担此重任？在杨光斌看来，根本就在于历史政治学不仅是方法论与认识论，主张把历史研究作为政治学知识的来源；而且是本体论，是以承认“中华文明基体”作为历史政治学研究的前提，因此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对此，释启鹏、杨光斌直陈其实践价值就在于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解释与现实论述，并为认识合法性政治提供一套不同于理性人假设的历时性方案与全新的知识体系。
在诸多“事实性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多卷本《关系中的国家》可谓理论建构与中国长周期政治研究的集大成者。在已经问世的两卷中，徐勇以关系叠加为分析框架，解释中国的国家与国家治理是如何长期发展、渐进改变和内生演化的，研究视域从国家起源与初生的国家形态，推进到中国何以超越血缘关系的束缚，形成一个主要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帝制国家。
在具体的研究议题上，“大一统”是历史政治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围绕郡县制与封建制、国家化与民族区域治理等议题，产生了一些向纵深挖掘的成果。胡云、任锋通过对宋代监司政治的考察，勾勒出监察权在郡县制中央集权国家大一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运行机制。从研究的时间跨度看，历史政治学的分析力也得到了展现。围绕国家建设，田野将“礼治”引入政治秩序理论，从“殷周之变”确立人本主义的礼治，论至新冠肺炎疫情下东亚国家的政治底色，重申礼治与国家建设的相互嵌入；贺东航则以历史政治学为视角，总结了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复线性成长特征，将论述重心置于当代政治发展的脉络中。不过，历史政治学要超越方法论与认识论层面，实现其本体论存在，尚需在基础理论层面继续耕耘。
2. 话语自觉渐成的田野政治学
作为较早形成学派自觉意识的政治学“田野学派”，最初始于村民自治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以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独特性，造就了田野政治学“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为对象，从事实出发的”鲜明品格。在研究对象上，更加关注整体性、一般性、抽象性之下的部分性、特殊性与具体性，将政治问题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则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从事实抽象理论，进而将方法论自觉积淀为理论自觉，提出了“农民理性扩张”“家户制”“祖赋人权”“小农韧性”等具有标识性的原创概念，丰富了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资源。
面对田野政治学取得的成就，人类学者陶庆认为其“正酝酿着一场政治学科学化的第四次浪潮”，“正逐步上升为政治科学的‘符号’与‘象征’”，并可“被一切社会人文科学借鉴”。相较而言，政治学学人更关注于如何“将田野带入政治学”，如何“从田野中发现国家”，以及如何将“散落的话语”整合成一种“更具有共享性的田野政治学话语体系”，并对如何区别于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表现出了明确的学科意识。然而，对于注重从经验中提炼学术概念与命题的田野学派而言，如何处理概念的经验性与理论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始终难以摆脱的压力与挑战。
3. 学派意识、学术发展与学术生态
以《政治通鉴》编撰为基础的“通鉴学派”、政治学与哲学共同开拓的政治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新近关注的生命政治学以及围绕概念史展开的政治学研究，亦表现出或清晰或模糊的学术共同体意识，极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学术生长点。
以政治现象学为例，相较于哲学学者对“先验政治哲学”本质的强调，政治学学者更为注重现象学在分析各种类型的政治学议题中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其在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传统分析路径之外提供了“具有补充性和竞争性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王海洲在2019年关于“政治学视域中的政治现象学进路”的开拓性讨论基础上，对于政治现象学的理论脉络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梳理，并通过对“半边天”现象的分析考察了新中国女性地位与角色的再构。
各种学术流派的形成，为学术研究与创新创造了丰富的平台与多元的路径，为中国政治学的持续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而这些不同的学术流派如何汇聚成为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各种小范围的学术共同体如何成为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有机组成，既需要学者个人与学术团体注重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更需要中国政治学人以“全球社会科学体系”的视野贡献出扎实厚重的研究成果。
三、大变局与未来政治学展望
从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系统性建构与推进，到特色鲜明的政治学“中国学派”的生成与发展，“中国性”的不断彰显，表达的是中国学人与世界平等对话、深入交流的内在诉求，其实质早已超越早年间学者提出的“政治学本土化”问题。在人类迈入“世界历史”后，旨在解决“在地性”问题的政治学研究，固然需要主体意识、实践品格与历史思维，但也离不开全球性的视野以及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怀和对未来的哲学想象力。
1. 大变局的政治学解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世界格局的深刻认识与重要判断，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背景方位的重要指认。在全球化遭遇困顿，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中美贸易摩擦深刻形塑的当下，政治学在政治逻辑与学术逻辑的双重变奏中推进。
在“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中“重新认识西方”。如果说中国政治研究经历了“从病理分析向生理分析”的转变，那么，今天中国政治学人对西方政治的分析呈现出明显的“病理分析”特征。谢韬认为，2020年的总统选举表明美国正在经历政治衰败，身份政治等争议性议题导致美国社会深陷分裂。围绕民粹主义、政治极化、民主衰败等西方政治的典型症候，中国政治学人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多元路径进行了探诊。其中，探寻民粹主义、身份政治所折射的制度困境，是关注的重点。高春芽将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归因为代表性危机，并以瑞士为例指出，在阶层结构分化和公民价值观念分裂的情境下，共识民主制度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空间。
探讨全球化曲折变化中的国家角色。随着各种“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曾经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出现重大曲折。蔡拓虽然“高扬全球主义的起点”，但仍基于“务实过程”与“现实关怀”将主旨落于“国家主义”。田野等人则具体分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家性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具体表现，并将其归为大国间竞争战略加剧、国家主导型经济优势彰显以及强人政治回归等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新冠病毒引发的挑战与反思。赵汀阳认为，病毒时刻是否真的成为划时代的时刻，取决于世界的后继行动和态度。无疑，政治行动与政治态度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在政治科学视域中，思考主要集中在治理体系上，关注疫情对公共权力的重构以及对国家治理标准的调整。而在政治哲学领域，面对新冠疫情在人际层面造成的“社会距离化”和在国际层面造成的“全球距离化”，吴冠军看到了“坏消息”对于促使共同体构建的现实性，并力图通过“介入性实践”为开启全新的“历史序列”贡献哲学的力量。新冠疫情突显了生命的价值，也暴露出作为政治哲学前沿的生命政治学的“结构性矛盾”：言说者以一种相当精英的姿态将关注落于底层，并构筑了相当高的进入门槛。
2. 再度成为热点的国家议题
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与关键。2020年，面对大变局下的诸多重大讨论从不同面向聚焦“国家”议题，并最终汇聚为对人类未来政治的展望以及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定向的探索。
第一，全球化转型与全球治理颓势下国家性的增强。一些研究者认为，全球化正在从“分工的全球化”转向“竞争的全球化”。这是中美贸易争端的时代背景，也意味着国家基于其建制的完备性和成熟度，将在未来的全球化中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然而，国家性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必然加剧国家间的“非合作博弈”。面对新冠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承诺，中国的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因此，重新思考国家在全球治理，尤其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未来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新科技革命改写国家理论。王绍光较早注意到，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暴力、战争、疆域等传统国家理论的支柱性概念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国家理论和政治学都到了需要改写的时候。在新技术革命与国家竞争的双重背景下，一方面要求政治学回应新兴技术带来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运行变迁，以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方面需要政治学的整体思维，充分发挥政治制度对科技发展的前瞻性判断与规约，以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健康发展。高奇琦阐明了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源丰富、共识达成以及充分回应等方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支撑机制；同时指出其在安全风险、共识达成与公平难题等方面对国家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可以说，技术变革正在成为新国家形态的基础性要素。樊鹏指出，新技术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为国家治理体系各领域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历史契机，但也可能与当下政治运行规则相冲突，其影响深度和广度可能超越统治结构自身的涵纳能力。庞金友的分析则聚焦人工智能与民主政治，指出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推送等新型技术的加持下，公民权利虚拟化、代议民主空壳化的趋势明显，一旦突破“奇点”，人工智能掌控政治的时代可能降临。
第三，在思想史视域中重思现代国家本质。相较于在全球治理与新技术革命视域下审视国家的前瞻性，关于现代政治与现代国家的政治哲学思考呈现出明显的“回溯”特征。在解读现代国家的“机器”本质时，洪涛在霍布斯的“利维坦”譬喻中发掘出契约学说与官僚制的一体两面性，进而揭示出现代国家强大的秘密在于它在理念上是“人民国家”，而在肉身上则是“国家机器”。而在新冠病毒所引发的讨论中，吴冠军将生命政治的哲学变革溯源至“霍布斯式下降”，认为霍布斯政治哲学中对死亡的恐惧替代了古典政治对卓越的追求，由此改写了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构成了主权者对生命保全与生命质量承诺的缘由。
第四，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进行理论思考。周平基于对“国族”概念及其形成机制的澄清，强调在国家人口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以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为内涵的国族建设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意义愈发突显。而肖滨关于扩展现代国家概念的构想与框架，最终旨在系统、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他指出，现代国家建设从内部而言，是一个集国族建设、国民建设和国家统治系统建设为一体的建设工程；就外部而言，则是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郭忠华、郭台辉等人通过对关键概念的梳理，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与建构提供了概念史的解读。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代背景下，立足国家理论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需要汇聚更多政治学人的力量。
3. 未来政治学展望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凯旋’”到新技术革命对国家理论的改写，国家议题在新时代再度突显。在热议国家的背后，透出的是对新的时代背景下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是对人以何种方式联结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勇在历史与田野的双重视域中提出“建构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学”。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过程中，国家的性质和职能如何定位？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所有这些，都向中国政治学人提出了重大的时代课题，自然，也使我们对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新发展有更高的期待。
（执笔：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