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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贵州日报天眼新闻
“贵州不光‘有东西’，而且还有‘好东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贵安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领队、参与并主持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考古发掘的周必素对记者这样说。一年前，她主持发掘的贵州贵安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一持续近1400年、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墓地，为建立云贵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年代标尺，研究西南边疆古代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已经是贵州第8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规模浩大的“黔中通史”
墓地规模大。这是解读大松山墓群的第一个关键词。
在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专家验收会上，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忠，曾用“发掘规模的奇迹”来形容。
在短短6个月时间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投入近百名考古人员进行科学系统的发掘，共发掘墓葬2192座。
“这是迄今为止，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发掘规模最大的一处墓地。”周必素告诉记者，该墓群的发掘，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这是西南地区墓地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也是一次开放合作的考古。”
同时，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掘，联合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等展开古DNA、体质人类学、地质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研究，并用多技术手段开展科技考古，对出土器物进行检测分析、修复保护、工艺技术分析等，是多单位协作、多学科结合、多技术保护的优秀案例。
“黔中通史”。这是解读大松山墓群的另一个角度。
从两晋南朝至宋明时期，延续近1400年的2192座墓葬——入选“202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大松山墓群，是一部埋藏于地下的黔中通史。
在发掘的2192座墓葬中，包含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182座，宋元明时期墓葬2010座。不同时期的墓葬既有延续，更有变化和发展。
“特别是在宋代开始出现公共墓地，与整个中国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充分证明云贵地区在保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同时，华夏文明因素依然一直占主流。”周必素说，这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形成。
该墓群还反映了两晋南朝汉夷边界的东移。“从两晋到南朝，云贵地区治理中心从云南移动到贵州境内。两晋对云南有效治理，南朝汉夷边界东移，牂牁郡地位提升，而郡治很可能就在我们大松山墓群附近区域。”周必素说。
终评汇报会上的“贵州表达”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誉为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奖”，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办，迄今已举办32届。在激烈的评选现场，大松山墓群靠什么笑傲群雄？
在终评汇报会上的15分钟项目汇报里，该项目的考古领队周必素在展示了大松山墓群的规模之后，又向专家评委们展示了大松山墓群品类丰富繁多的出土文物。
在出土的4000多件套文物中，种类可以用“无所不包”来形容。其中，不乏金挂饰、银梳背、铜条脱、贴金铜盘、铜印章、锡鱼、铜铃、串珠、项饰、银梵文种子字等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珍品；还有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宝石和玻璃珠，以及南朝陈太货六铢和有机物等。
这2192座墓葬，有从早到晚一脉相承的石室墓传统；有较为稳定的随葬品组合和埋葬方式；更有持续不变的审美情趣。总体来说，该墓群早段以汉文化为主、地域文化为辅，晚段则表现出浓郁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
在十大考古终评项目汇报会上，周必素给出了最新研究成果：“黔中地区使用石室墓，喜欢用珠子、铃、插戴铜长发钗和银梳背的头饰、管状铜项饰、纹饰精美的铜戒指、手镯等传统，以及釉陶罐牛角纹饰，均体现出浓郁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结合文献和民族学材料分析，有可能是苗族。”
终评现场通过全网直播，不仅为公众“走进考古”打开一扇窗，也成为讲好贵州故事的现象级传播案例。
国内专家评大松山墓群
“贵州是我国历史与当前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本考古发掘项目实证了从西晋南朝至元明时期，尤其是明代贵州地区与内地的‘文化共性’，而‘文化共性’既是‘文化认同’物化表现，又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对此，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评委刘庆柱认为，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现实政治意义，揭示了中华文明不断裂的世界之问，其意义非同一般，“这是展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考古发现。”
“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宋元明时期，中国西南地区都是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从大松山墓群的布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我们可以看到，在近1400年中，多民族和谐相处，同时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对于该项目获评年度十大，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评委霍巍认为，在墓群出土的随葬品中，既有大量的带有中原系统特点的铜镜，也有银梳背、条脱等少数民族风格的文物，绘制了一幅长达1400年的历史画卷。
“大松山墓群的发现，让我们以实物的形态看到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在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生动立体的历史演进过程。”霍巍说。
